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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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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是喝了五十克，第二天早晨醒来哪儿都不疼，那么这人就已经死了。”奥加尔科夫用一句陈腐的谚语作为回答。“神经根炎不请自来，也同样不请自去。我这种人一住进去就得关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溜掉。” 有一台电话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用手指捅了捅他，说道：“医院在追捕我呐！你告诉他们，上校出院上班了，这会儿上茅房去了。” 乌特金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自我介绍说：“我是乌特金中校。”他惊惶地看了奥加尔科夫一眼。“您好，将军同志！”他听了对方的回答，谄媚地嘻嘻一笑。“是我不对，将军先生，可是眼下……我从不有意说谎话，”说着把听筒递给奥加尔科夫。 “您好，将军先生！”奥加尔科夫一开口就发动攻势。“怎么，您没事可干，一大早就抓医院病房里的逃兵？医院里住满了患重病的民警，可是主治医师却不干正事，一个劲地要把身体没病的老懒汉拖回病床去！您还年轻，别跟我嚷嚷！您早就该打发我退休，上我这儿来玩一玩、喝一杯了。找不到人替换？那么等您我到替换的人就给我挂电话，这会儿您就让我干事吧。吻一吻你那漂亮的儿媳妇，告诉她你早该当爷爷了。请转告彼得罗维奇，让他自己给自己灌灌肠。” 过了一天，两天……已经五天了，监狱里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 § 第十四章 聂斯捷伦科带着两个侦缉人员挨个儿巡视临时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偶尔也跟他们一起干。为了应付各隔离室的长官，他们编了一番话，说是有个特别危险的罪犯使用伪造的证件，假托一个轻微的罪名在某个隔离室藏身。侦查员借口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展工作，而这个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倒很稀罕。只有一点与真实情况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他只不过受到怀疑，仅此而已。而他是关押在市郊一个肮脏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窃，用的是一个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关在铁丝网内正在熬过自己的刑期。 侦查工作不论进展得多么缓慢，也不可能加快进度。侦缉人员不是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①，不能同时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进。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则它会变成一条流水作业线，谁要是落进这条流水线那就糟了。 【①阿·格·斯达汉诺夫（1905—1977），苏联顿巴斯煤矿工人，1935年创造采煤新纪录，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随即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员一起坐进亮黄色的警车，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他脚蹬皮靴，身穿棉袄，弓着腰，戴一顶脱了毛、带护耳的兔皮帽，没有刮脸，一点也不像按照旅馆工作人员的描述绘制的模拟人像。旅馆里住过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车里押送的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汉。他没有戴手铐，因为不论是按法律条文还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险。两个军士和押送人员干的是寻常的工作——把这个更夫模样的人送到区管理局去，过后再把他送回来。 伊万蹭着脚走过铺着肮脏漆布的走廊，穿过另一扇门来到院子里，坐进等候着他的“伏尔加”车。 不一会他走进秘密联络点，维尔丁在那儿等着他。伊万厌恶地脱掉棉袄，坐在单人沙发上扯下皮靴，说道：“等我先洗个淋浴再谈话。” “好，你去洗吧，我来沏茶，”维尔丁一边回答一边往厨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会手不发颤地一枪把这个坏蛋打死。 可是问题不由维尔丁来决定。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的那间办公室维尔丁根本进不去。眼下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摧毁车臣已经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赌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车臣像个蚂蚁窝，那里有一大群蚂蚁，似乎是在乱糟糟地瞎忙。然而蚂蚁杂乱无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实际上每只蚂蚁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维尔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尽力施展这种策略，因此他才对伊万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个澡，换了内衣，脸是不能刮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盘夹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维尔丁说：“你不愿意搞电视摄像，见你的鬼。你把整个事情详细讲给一个人听听。可是对不起，价钱就不一样了。” 伊万早已不考虑什么价钱了，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在拖延时间，寻找出路。他听着克格勃分子讲话，却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们给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们演戏，假如他让他们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们会立即杀掉他。 “只讲一讲，不搞摄像？这我倒很乐意。”他有意迟疑了一下，问道：“那么钱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钱如数付清，然后再来讲山鲁佐德的故事①。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缠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对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该跟谁讲您就讲一讲，跟我好好结一结账，然后咱们各奔东西。” 【①即《一千零一夜》。山鲁佐德系阿拉伯民间传说中古代东方某国的王后，自愿嫁给残暴的国王，给他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使国王悔悟，不再杀害无辜的女子。】 “你想得对，只有一点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产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过这种方案。可是准备替换你的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说他只要第一手资料。他说我，”维尔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没有亲身经历每一个阶段的活动，也许不了解某一个细节，而出纸漏往往正是在细节上。你自己讲一讲，那人还会问你一些问题。” “他怎么啦，准备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讶，他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 “你见到他自己问吧，”维尔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罗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问题的将是你自己。” 古罗夫急需跟联邦安全委员会处长库拉根上校见面。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两人曾不止一次避开官方关系见面。会见的方式通常是两人一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有时两位侦查员看见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也许还在听他们谈话。不同的特工部门的两位职位较高的军官讨论共同的工作，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会面却像搞阴谋一样秘密进行，因为上司不赞成这种未经领导批准的接触。再说也无须隐瞒，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民警机关还是反间谍机关都能碰上相当多的两面派。就拿那个维尔丁来说吧，他领导的一个分队直接隶属于上层，这并不是偶然的。 这种状况使军官们感到愤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因此这一次古罗夫决定约朋友公开见面，以此向稽查队表明他们会面是私人性质而不是公务性质。 古罗夫通过市内线路给朋友挂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在休假，询问什么时候能来找他谈一件私事，可别碰上他忙得不可开交或是出席会议。 密探在约定时间走进反间谍官员的办公室，乐呵呵地说：“你好，巴维尔，我老爱妨碍别人工作。”他微笑着指了指墙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询问的样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话的语调跟朋友一样。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移过安乐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叠纸和一支铅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还呆在莫斯科。” “老规矩，有些工作还没来得及收尾，有点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说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见人们对安塔利亚海湾众说纷坛，有人称赞，也有人咒骂。我打算带我的公主一块儿去，她是个兴趣广泛的姑娘。”古罗夫一边说一边迅速动笔，随后把字条递给库拉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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