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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被破坏掉，她就会被掐着脖子拉下台来。诸如电台录音、电视镜头、巡回演出，甚至是外省俱乐部的蹩脚音乐会等等，全都得没戏。她会因贫困潦倒而死去。因此，自己所有的难题，莲诺奇卡都是私下解决，严格保密。她的流产医生是固定的，而且非常可靠，是卡捷琳娜给她介绍的已故施瓦伊施泰因的一个同事兼朋友。后来，叶莲娜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开始酗酒，随便同人寻欢作乐，染上了性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佳还是帮助她，给她介绍了一个可靠而有经验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也是已故丈夫的一个朋友，她同他这些年来没有终止保持关系。 　　“有一天，这位皮肤病性病专家对罗曼诺夫斯卡娅的健康状况有点不满意，打发她去做补充检查。叶莲娜自然反对了好久，她害怕招致多余的人了解自己的情况。然而专家让她相信自己的同事是可靠的人，可以信任他，他会字口如瓶。而且，这位年轻的同事对专家本人非常尽责，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莲诺奇卡牙齿咬得格吱响，不过还是去检查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年轻同事什么地方受到她的青睐，反正过了一段时间，罗曼诺夫斯卡娅来求卡捷琳娜帮忙了。她说，这样招人喜爱的人，却如此不幸。妻子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她因为一次车祸变成了残疾人，无论如何他不能抛弃她。这不道德，但是他有一个女人，他爱她，可是没有地方约会，等等。您自己明白，当然，卡捷琳娜觉得非常可怜，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罗曼诺夫斯卡娅离开舞台很久了。”娜斯佳指出，“我记得很清楚，是1982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她已经不演出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要早得多。好像是1974～1975年，在莲诺奇卡全盛时期。你是对的，到80年代初期她已经不演出了。彻底堕落成酒鬼了，告别了音乐会，不再录音。开始人们还想让她复出，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但是勃列日涅夫死后，中央机关开始换班，她丈夫的升迁被阻断，也就没有人抬举她了。” 　　原来，这个医生同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了十五年。还不错！但是这意味着，加利娜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一共四个，而不仅仅是娜塔莎。当然，虽然他的兴趣都指向她一个人的事实，更像是说明，其余的孩子是加利娜同丈夫所生。怎么找到这个捉摸不定的“萨莎叔叔”？剩下的最后希望是叶莲娜·罗曼诺夫卡娅和她的性病医生。只有他们能说出他的名字。 　　要想找到曾经给著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治疗过性病的医生，只能通过罗曼诺夫斯卡娅本人。因为想从1949年去世的施瓦伊施泰因的朋友圈子中确定他的名字，是一件绝对没有指望的事情。结束对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的访问，娜斯佳回到民警分局，她瞥了一眼尤拉·科罗特科夫和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的那间办公室，尤拉不知道忙什么去了。科利亚正在专心地起草一份文件，不时看看摊开在桌子上的拍纸簿，和记着笔记的散页纸。 　　“科林卡，我去向‘小圆面包’汇报，你行行好，帮我找到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 　　“你的叶莲娜有父称吗？”谢卢亚诺夫怀疑地问道，“难道她是个就像通常说的圣经家庭中的无性诞育的孩子？” 　　“有父称，”娜斯佳笑笑说，“但是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25年前她是著名的舞台歌唱家。现在她应该有50～60岁。找得到吗？对了，她的丈夫当时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显赫的特征，”尼古拉嘿嘿一笑，“阿西卡，你为什么要当密探？你应当去干考古。你这么愿意发掘古代历史。好吧，我去找找。怎么谢我？” 　　“我在小卖部给你买个面包。”娜斯佳许诺说。 　　过了半个小时，向戈尔杰耶夫上校报告完工作，她重新来到谢卢亚夫那里。他仍然在写自己的文件。看来，办公室在这半个小时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三十分钟前放在地板上无声无息的茶炊，现在挪到了小柜上，正咝咝响得欢。 　　“面包呢？”谢卢亚诺夫询问地抬起眉毛，“我已经烧上茶炊了。” 　　“罗曼诺夫斯卡娅呢？”娜斯佳摹仿他的口气反问，“我不预先支付。” 　　“你误会了，姐们儿。我有生以来从不死气白赖要预付。还有，你自己从事这些考古发掘图的什么？考古学家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找骨头架子。因此我给你找到了一具尸体。” 　　“科利亚！”她绝望地呻吟了一下，筋疲力尽地缩进椅子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罗曼诺夫斯卡娅的身上了。” 　　“好了，请你原谅，”尼古拉摊开两手说，“没有满足您。但是我尽了力了。不，真的，阿霞，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处于连续神志不清状态已经很多年了。颈椎摔伤了。因此酒精有害，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太久，你只迟了一丁点，早点想起来，就赶上她活着了。”“科利亚，你这种愚蠢的玩笑有完没完？我这儿挂着一件谋杀案，你却嘻嘻哈哈。” 　　“是不是挂着一件案子？”他询问道，“据我所知，这样的‘悬案’你至少有三件。我们每个人都不比这少。所以不用悲观。我们继续工作。叶莲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生活，由于她酗酒无度，丈夫早就抛弃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独立生活。” 　　“女儿的地址呢？”娜斯佳疲倦地问。 　　“阿霞。她不是一般地独立生活，而是非常独立，独立到你找不到她。当然，我能尽心竭力为你去搞她的地址，不过你要考虑到，这条街在悉尼，乘飞机得飞十六个小时。” 　　“真不走运。她到澳大利亚很久了吗？” 　　“1989年去的，顺利出嫁，就远远地离开了精神失常的酒鬼妈妈。从此一次也没有回过俄罗斯，我核查过了。” 　　“谢谢你，科林卡，你是真正的朋友。只是遗憾，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娜斯佳脸上显得茫然，以致好心肠的乐天派谢卢亚诺夫霎时间充满了同情。 　　“你想向她打听什么？也许，我们试试怎么从别的渠道问清楚。” 　　“唉，科利亚，我要向她打听一个医生的姓。他二十多年前给她做过检查。” 　　“这有什么难的？有医疗病历卡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极其秘密。舆论界不应该知道一位夫人、歌唱家经常治疗淋病和滴虫病。而让她去找我需要的这位医生做检查的正是性病专家。因此，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病历卡。费用按照行情用现金结账。我想向罗曼诺夫斯卡娅打听的或者是医生的姓，或者是让她去找他的那位性病专家的姓。” 　　“那么，我们找找性病专家，”谢卢亚诺夫提议，他喜欢所有能撇开拼凑可恶的格式化纸张的机会，“关于他都说了什么？” 　　“他是死于1949年的施瓦伊施泰因博士的朋友，与博士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长时间保持交往。” 　　“她也死了，”他接着说，“真来劲。我怀疑，你的这位性病专家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男人都不长寿。要知道他应该有80多岁甚至更老些。你有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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