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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您去找一个好精神病专家咨询一下,他会告诉您,临床上碰到疑难病症时首先要检查病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老是生病,不明白生的什么病,谁也不能确诊或者诊断,开方治疗,但是治疗无效。医生也闹不明白,束手无策。后来查明,这个人有严重的负罪综合症,自我责备或者自己有罪和不道德的思想控制着他,他压根就不想再活下去。于是他的潜意识不断地摧残他的肌体,不让他康复。我非常担心,加利娜·捷列辛娜正是这种情况,虽然扎米亚京大夫不赞同我的担心。

  “但是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个人认为,让加利娜恢复记忆的企图,从医学的观点看是不慎重的,从纯粹人性的立场看是不人道的。让一切顺其自然吧。说到底,我希望您,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想一想今后。捷列辛娜的大女儿还太年轻,所以很自然,她不能把母亲接回家照顾她。姑娘需要工作,受教育,自主。再过几年,她有可能把母亲接出去。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说姑娘好像叫伊利娜,对母亲不是太亲热,经常训她,不过,您同意吗,可以理解她。

  “她还很年轻。随着时间推移,她会变得更加成熟,更有耐心,完全可能原谅加利娜。何况,加利娜自己并不记得自己的罪过。这是客观情况,所有的人,包括她的女儿,都必须尊重它。长大成年,有正常收入的女儿,能够保证给自己不幸的母亲以老年人应得的尊敬,将同加利娜一起生活,并且照顾她。但是如果加利娜回想起一切,那么我非常怀疑,她们将如何共处。加利娜自己将无休止地被自己的罪过和萦绕心头的噩梦般的回忆所折磨,考虑到她那好发号施令的专横性情,她确实会使女儿苦不堪言。

  “她的罪过会变成侵犯,这种情况够多的。人们喜欢憎恨他们得罪过的人,这是伟大的拉勃吕埃尔说的。如果捷列辛娜回想起一切,母女俩就实在不能在一起生活了。如果加利娜有一个活着的成年女儿,她却还要在这里终老一生,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这不人道。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就违反了公平法则。”

  娜斯佳认真地听他说,她明白古拉诺夫是对的。本来现在她最希望的是让加利娜·捷列辛娜恢复记忆。但是她意识到,这事实上只是侦破杀人案的需要。然而这严格说来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甚至是危险的。可以坚持不懈,可以找到专家并且组织他们给加利娜治疗,这需要一定的努力,但是完全可能。甚至可以找到能支付治疗费用的担保人。对治疗摔伤病人和打开封闭的记忆感兴趣的有许多部门,既有医疗部门,也有跟医疗不沾边的部门,完全可以找到对此感兴趣的专家,他们需要修订教学方法,搜集科研资料,他们甚至非常愿意免费工作,如果病例不同寻常或者非常复杂的话。

  但是有必要这样做吗?揭露杀人犯并且知道在你身后留下了一个有病的、不年轻的、因为不能忍受自己的罪责而痛苦的女人?归根结底,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找到杀人犯,不错,这极其困难,但是可能。而要使能回想起往事的加利娜·捷列辛娜心境平和而满足,这就没有人能够办到了。这是不可逆转的。连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也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不能,哪怕是以追查残忍危险的杀人犯的名义。

  § 8

  热斯杰罗夫家的电话铃响时,薇拉正在酣睡。奥列格担心铃声太响会吵醒妻子,急忙抓起电话筒。趁着暂时有可能,让她睡吧。等到孩子出生,夜里无法睡觉,连找算命婆都顾不上了。

  “是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吗?”话筒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是我。”“我是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医生。我打电话是不是太早了?如果吵醒了你们,请原谅。”

  “不,不!没关系。”奥列格连忙说,“您要找薇拉吗?我马上叫醒她。”

  “其实,我是找您,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我本来把您和您的熟人安排在明天12点咨询。问题是出了点意外情况。我明天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如果把咨询改到星期一,您不会反对吧?”

  “您星期一有时间吗?”奥列格不放心地核实。

  他清楚地记得,薇拉对他说,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大忙人。她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在这个星期插一个空,因为他的日程一个月之前就排满了。

  “一定。问题在于,有一位病人,我约定他星期一来,他很快就要出国,星期六的飞机票。他一再请求我提前接待他。所以我想了想,要是能跟您调换一下顺序就好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他占用你们约定的时间,星期五来,而你们改为星期一原来安排给他的时间到我这里来。因为据我所知,您好像没有什么急事?”

  “我们没有什么急事。”奥列格肯定地说,“我想请您给我的熟人检查一下,给她确定治疗的可能性。不过,她的毛病有很多年了,所以两三天不起什么作用。当然,我们星期一来。几点钟?”

  “7点钟。顺便问问,您的熟人具体有什么病?”

  “过敏症。”

  “对什么过敏?”

  “实际上对什么都过敏,食物,药物。”

  “对开花的草木有反应吗?”

  “这我不知道。”奥列格没有把握地拖着长声说,“她没有说过,我没有问过,也不能猜测。这重要吗?”

  “当然,这些病情我到星期一自己问她好了。她最近做过什么化验没有?譬如说血液、小便?”

  “我也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她做过化验的话,让她星期一带着化验结果来咨询,这样我会简单些。”

  “不过,既然咨询推迟到星期一,她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化验。”

  “不必了。奥列格·维克多罗维奇,我自己给她开化验单,如果必要的话。像这种全面的过敏反应必须进行专门化验,没有医生意见谁也不会给你们做,化验很贵,要用特殊试剂。只是如果已经有了化验结果,就让她带来,如果没有就不必忙乎,该做的我们都做,不着急。”

  “好的,就照您说的办,说好了,星期一7点钟。”

  “就这样,星期一7点。”

  奥列格放好话筒,匆匆出了家门。即使这样他上班已经迟到了。在跑下楼梯时,他想起来,一定要给伊拉打个电话,事先告诉她更改了看医生的日期,以便她从容计划安排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她怎么来得及做这么多工作。要知道,她根本不休息,没有假日,天天如此,从不请假,就为了挣几个钱。一个姑娘家哪来这么多的精力?……

  晚上,他来到“格洛利亚”,同平时一样,定好晚饭等着伊拉。11点刚过,最后一位顾客离去,大约11点40分,她才洗完盘子,一阵桶响,她准备擦地板了。奥列格觉得她心情有点不好,不过他决定把谈话往后推一推,在她工作的时候不打扰她。他按习惯同存衣室的科利亚大叔闲聊,等着伊拉擦完地板和瓷面砖墙,拉着她的手送她回家。从第一天起,他就一直不用车,而是步行送她。他们俩都喜欢在空旷的夜街上从容漫步。奥列格确实每一次都问她累不累,是不是坐车更好些。然而伊拉总是不愿意坐车。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漫步中,有一种特别的,与每天在街道、楼梯、市场、餐馆、厨房极繁重的工作不同的感觉。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他们从“格洛利亚”出门时奥列格问。

  “没有什么。”伊拉简短地回答,但是声调并非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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