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日方晴午人正前行
作者：孟庆欣
在今天以前，我很少对人讲起我童年、少年时代的故事。
在辽宁省锦州市火车站前，有一个当时还很少见的三层居民楼，名叫“红楼”。１９６０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出生在这幢楼里。
７岁那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跟着哥哥抱着从街上抢到的传单——就是在大街上散发的宣传品，好像今天的广告单，不过上面写的都是炮打谁谁谁，火烧谁谁谁，誓死保卫谁谁谁，可绝对不像现在净是羊绒衫降价的消息——兴冲冲地回到家。刚胡乱地吃了饭，一群“红卫兵”高声嚷着冲进门来。我知道，我们被“抄家”了。书，扔了一地。也不知道要抄的东西他们找到没有，我都困了，他们才走。后来听父亲说，那时我家有３０００多册书，因为父亲是教师，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抄家之前，每天晚上父亲总要给我讲段《水浒》或《聊斋》什么的，而父亲对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听后要复述下来才能睡觉。抄家之后，我再也没有那样的夜晚了。
父亲被关了起来。不知过了几个月，到了穿棉袄的时候，他捎信儿来说想我了，我便跟了妈妈去看。除了我，妈妈还带了新买的一卷羊毛制成的褥子，又厚又硬，叫“毡子”。跷着脚扒着门上的小窗，我看见父亲睡在稻草上。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难过”——就是鼻子一阵发酸，再也没心思滚铁圈玩儿了。
一个阴天的早晨，工宣队（就是当了官儿的工人）找来两辆大卡车，拉着我们全家，沿着毛主席开辟的“五七道路”，一直往辽西义县的山沟里开。山路崎岖，漫天大雪。天黑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叫“南尖山子”的屯子里。时间是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这个日子直到今天我还能随口说出。
在山村里，我和当地的孩子过着几乎相同的生活。春天来了，我的主要劳动是挖野菜，什么苦麻子、车轱辘、曲麻菜，也和小伙伴儿一起满山遍野地找鸟窝——四月窝里四枚蛋，五月窝里五枚蛋，六月窝里六枚蛋；那鸟窝比今天在客厅里用来插花的工艺品更要精美。夏天到了，主要的劳动是砍柴，砍荆条。赶上天一热，便跳到小河里去游狗刨。水很清，看得见水底沙子，也看得见小脚趾头；两手顺便在石头下面一合，便能摸出鱼儿来。水里凉了，便爬上岸蹲在岸边石砬子上一边磕着牙一边冲着天上的太阳喊：“一盆火两盆火，日头出来晒晒我；一盆沙两盆沙，日头出来晒晒他。”秋天主要是割草，顺便还可以烧黄豆、采蘑菇，刨鼠洞、翻粮食，饿了在苹果园里敞开肚皮吃个饱，大人们也是不管的。到了冬天，主要是追着牛群去捡粪，也在雪地里带着狗追野兔儿，在冰河里滑冰车，——那速度比岸上赶集回来的驴跑得还快。
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为我们分了三个班：木工班，铁匠班，赤脚医生班。前面说过，我是１９６０年出生的。后来在辽宁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我的老师乌丙安教授曾说：１９６０年出生的人别说上大学，能活下来就是奇迹！真的，妈妈怀我的时候曾经每天只能吃到大白菜的根，没有别的好吃，所以全身是浮肿的，我一生下来便是营养不良，直到现在也没有长出东北人的高个子来。所以，当分班时我怎能有底气选择打铁或钉箱子呢？只好进了“红医班”。６月２６日是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６·２６”指示发表多少周年，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在那天坐着马车到了１２华里外的乡卫生院，学习装卸石膏人，学习使用听诊器和血压计，学习拔罐针灸涂药水，学习打针服药敲胸膛（扣诊），回来后便开始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值班了。每天上山采集中草药（至今我还能识别几百种中草药），还像模像样地背着药箱去出诊。当时农村真的缺医少药，就是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赤脚医生把红药水、止痛片、土霉素、麻黄碱等送到农民家的炕头上时，还真算是雪中送炭。有些令人难以相信吧，我还给人拔过牙，还给人静脉推注过葡萄糖酸钙，还半夜三更冒着雷雨抢治过癫痫病人！当时有一部电影名叫《红雨》，讲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故事。贫下中农们看了之后便把我也叫做“小红雨”。这样的赤脚医生我一干就是3年。若干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娶了沈阳某医院里一位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医生为妻，又过了若干年，我用微机在上万个机动车牌号的随机挑选中抽出了６２６号车牌，当时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命运”这个词。
在辽西山里生活的8年中，我与当地的孩子惟一的一个区别就是没有中断过学习，尤其是对语文的学习。父亲将劫后所余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和许多先秦诸子散文、唐诗宋词元杂剧在内的大约１０００多册书装进一个日式衣柜带到了山里。于是这些都成了我的课本。我读《西游记》曾读僵了脖子好久不会动，每天中午放弃午睡躺在课桌上给全班男生讲孙悟空；我曾把《封神演义》从头到尾讲给爸爸听，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还想过要到昆仑山上去找元始天尊拜师，有时走在上学的山路上还常常扭动身躯，只是苦于不知道土行孙地行术的秘诀；我还好长一段时间都认为《红楼梦》是只有我家才有的书；直到今天我还会产生一种怪异的联想：一听到当年流行的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便立即想起“常山赵子龙”。
毛主席逝世的那天下午，我正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正和农民们一起干农活：按照公社里“秸杆还田”的统一要求往粉碎机里送玉米杆，制造“压绿肥”。４点钟，生产队的高音喇叭里广播了重要新闻：毛主席逝世。我当时并没有悲伤，也没有哭泣，只是一个劲地犯糊涂：毛主席也会死？不人人都说他是“万岁”吗？我当时的感觉好像刚从梦中醒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父母要求我放下药箱，参加考试，重读初中。于是，在统一考试中我以全公社语文第一名、数学第一名、总分第一名这三个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公社中学：义县留龙沟中学。
几个月之后，我又转入了锦州市实验中学。从此，结束了我难忘的少年时代。
二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了一名教师。１９９３年，我被任命为辽宁教育学院中教部语文教研室副主任兼中教部命题教研室副主任。这年的１月，我在《辽宁教育学院学报》上撰文，较早地向国内中语界介绍了西方美学中的“接受理论”以及我对该理论与我们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关系的思考。在四年后的“首届汉语文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又发表了论文《阅读的本质是对文本的动力反应过程》，再次论证了接受理论会给阅读教学带来积极的一面。此后，接受理论（亦称“对话理论”）在中语界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常常在全省的中语教研活动中讲，在阅读教学中，“整体—局部—整体”也是符合阅读原理的一条铁律。如果把文本喻为一只钟表的话，那么观察、感受、了解钟表的“整体”便是第一步；亲手拆开各部件、了解其特点、作用，分析、研究其“局部”便是第二步；一些教师常被批评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尸体解剖”的办法处理课文，其实并不是“分析”惹的祸，错误也不在“解剖”本身，而在于分析解剖之后缺少第三步——最后整合成新的“整体”，或者说，一些教师缺乏统合的能力，缺乏从具体、从特殊之中抽象出形而上的一般原理的意识。
１９９４年９月在北京召开的吕叔湘先生90华诞纪念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中提议在全国中语界开展学习、研究“三老”教育思想的活动。我的提议马上得到了全国中语会理事长刘国正先生和秘书长陈金明先生的首肯。会后，全国中语会秘书处立刻编辑出版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１９９６年３月，我将学习《叶圣陶集》（江苏教育版）的体会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在以后的教育教研活动中，我常常把“三老”、国正先生、魏书生老师、欧阳老师等名家的教育思想讲给辽宁的中语教师和高等师范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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