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珍爱生命，崇奉自然”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作者：陈永祥
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逍遥游》全文充满了汪洋恣肆的联类比譬，上天入地的神话幻想，一派智趣洋溢的氛围，并没有出现那种身心焦虑的“数数然”的追求之情。这正是庄子道家的大智慧所在！面对生命的困境淡然直视，然后在思辨的机智中超然解脱，让人们在一场关于人生观的精彩的心灵对话中，感受到庄子那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
综言之，理解庄子哲学思想，必须结合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特点，考察他的言行动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如何评价庄子的哲学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庄子道家哲学思想主张“出世”，逃避现实斗争，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世界观，评价不高。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显然不尽公平，有必要廓清一下。
第一，从哲学范畴的表述来考察《庄子》一书，可以看出，庄子阐述的重心，并不是诸如宇宙观、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命题，他所努力探求的，是人如何在一个充满危险和伤害的乱世中做到“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实践和经验问题。在这一点上，庄子和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一样，他们的哲学思想更注重于一种贴近社会现实的实证式的经验表述。这和西方古代哲学注重于逻辑推理、抽象思辨的“形而上”理性哲学思维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更多的是社会人生问题，其社会功利性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的哲学基本上属于人生哲学范畴。
第二，庄子的人生哲学根本出发点是“重生”“贵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庄子·让王》中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养生主》中也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两段话概括起来，就是珍视生命，珍爱人生。因此，升华到本质上看，庄子哲学的理论核心就是“为人”，即重视人，以人为本。庄子在这个“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的残酷社会中，以极敏锐、极深刻的思想洞察力，看破了权势者之间所玩弄的战争游戏的罪恶用心，他拒绝和好战的政权合作，激烈反对君主们攻城略地、涂炭生灵的战争行为；庄子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他怀着极大的悲悯，极热的心肠，关注饱受战乱蹂躏的人生，为在战火中呻吟、挣扎的芸芸众生指出了一条求生的出路。这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相当广泛代表性的立场。对于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老百姓来说，庄子是他们基本利益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出世”，实际上是最大的“入世”！鲍鹏山先生说，“一部《庄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怜悯”，说得完全正确！庄子思想的精髓，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清代学者吴文英在《庄子论略》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应当是庄子研究中的“入室”之论！
第三，庄子的道家思想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战国中后期，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二者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人”。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孟子奔走呼号，游说于各国君主的堂前门下，唇焦舌燥地劝谕他们停止战争，放弃霸权，实行“王道”。这固然是以天下苍生为念，解民于倒悬之中。道家主张消极避世“出世”。庄子反对战争，抨击统治者杀戮百姓的罪恶；主张无为政治，奉劝君主们少做点坏事；强调“保身”“养生”，呼吁人们远离充满危险和伤害的社会环境；拒绝和统治政权合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这些主张，何尝不也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救民于水火之中！由此可见，庄子道家思想和孟子儒家思想，二者都是“人本主义”或曰“人道主义”的表现形态。虽然他们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其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从而体现了社会进步方向的。这就是所谓“殊途同归”！那种把庄子哲学思想人为地和儒家哲学对立起来，并且给庄子扣上“消极反动”帽子的行为，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知。
第四，对于庄子哲学中的“绝圣弃智”主张，我认为有必要稍加辨析，以正视听。庄子的“绝圣弃智”，源于他的反对暴君暴政的立场。如前面所说，庄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极其动乱的战国中后期，战争最为惨烈，统治者也最为骄横。以庄子的宋国为例，当时的宋王偃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是战国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史记》中说，他甚至把杀死的人血盛在皮囊里，悬挂起来用箭射之，以流血取乐。又如卫国的国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人世间》）在庄子笔下，这些暴君和“一旦杀其君而盗其国”的齐国田成子一样（《胠箧》），都是些虐人害物的窃国大盗！庄子愤怒地指出：“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与此同时，庄子把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和儒家、墨家、法家等“士”人干谒青紫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这些“士”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才是统治者杀戮不息的根本原因！他说：“世俗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胠箧》）他所说的“智者”“圣者”，就是指包括儒家在内的“士”。庄子特别激烈地反对孔子儒家学派，说他们“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盗跖篇》）甚至不无偏激地说：“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由此，他主张“绝圣弃智”，摈弃知识，废除文化，阻绝“圣人”以及“士”为统治者服务的渠道。如此，战争便会止息，百姓便会“全身”，天下便会太平了。
庄子的立场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的崛起和分化！“士”源于春秋末期官学和私学的莘莘学子。在各国诸侯与中央集权的王室争夺权力的社会大变革中，这些“士”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纵横捭阖、推波助澜的一群社会精英。特别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出于战争需要，大量网罗人才，客观上为这批人才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表演能力的舞台。一些“士”一夜暴富，成了别的“士”纷纷效仿的楷模。如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以连横之计击破六国合纵的张仪……都是“士”之佼佼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为统治政权服务，或是为他们设计战争，谋划杀戮，或是帮他们趋利避险，巩固政权。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苦难。不可否认，庄子的“绝圣弃智”有它片面偏激之处，但从庄子“珍爱生命，怜悯苍生”的人生观追求来说，它又是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