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从情节走向性格和情绪

作者:颜军岳




  我国传统小说的创作,自古以来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编织,故而以故事情节的完整连贯、曲折动人见长,情节的外在矛盾冲突成为小说的主体结构线索。可以说传统的小说都是一个模式,即“情节小说”。这显然是由其创作目的和条件决定的。近代以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一直未能登上大雅之堂,小说创作无非是为了人们闲适时的娱乐和消遣,或者只是表现人们的一种惩恶扬善的愿望。而小说的三要素中娱乐性最强,且最吸引人的注意力的无疑是“情节”,所以创作者也就不得不特别注重情节的叙述艺术。这固然为小说情节理论和突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带来明显的不足,其中之一便是削弱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从而削弱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职能。
  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才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最先开始冲出小说情节这一中心的是近代的“新小说”,但代之而起的是大段大段的政治观念和生活哲理的阐述。真正意识到人物性格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取代情节作为小说创作中心的,是从鲁迅开始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到《伤逝》《离婚》等作品。这些小说虽也不乏一定的故事情节,但是都突破了传统的情节小说的框框,不编造曲折离奇的故事,不讲究小说的章法,不注重结构的严谨、情节的连贯和故事的完整,而是有意追求结构的松散与情节的片段性,使小说散文化。情节完全从属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从而简化、淡化情节,强化人物情绪和性格,换句话说,小说的艺术焦点不再是情节,而是人物的情绪、性格。
  鲁迅的这一创造性变化,主要源于他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创作观点。鲁迅主张创作“为人生”,反对“消遣”的小说观,故而特别注重写人,尤其是写人的情绪化性格,并试图让人们看透各种人生标本,为其痛苦不幸而抗争,另谋人生的新路。为此也就必须将一个个典型化的人物性格刻画置于情节之上,从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小说在结构形态、描写、叙述方法等诸方面的艺术表现力。
  鲁迅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关注故事布局的模式,转入对人物性格的着意刻画,使小说结构形态以性格结构和情绪结构取代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所谓性格结构就是以一个或多个典型人物为中心,按其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选择材料并组织各种矛盾、冲突及纠葛,整个作品的结构以表现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构成为出发点,也以它的完成为最终归宿。而鲁迅则从人物性格的纵的发展中横断截取几个最具表现力的典型片段,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示出人物的性格内涵。试看鲁迅的小说名作《祝福》,如果按照传统的写法,一定是从她的如何初嫁初寡一直写到她如何痛苦恐怖地倒毙街头,将人物一生的“主要行状”从头至尾,完整且连贯地铺叙出来。然而鲁迅不同,他先是写一个初寡出逃的青年妇女怎样试图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挣脱被他人摆布的命运。接着,小说跳跃性地写到她被逼再嫁时的拼死挣扎,再守寡后为争取正常人的生活权利,选择了一条被万人踏、万人跨的门槛,以及最终怎样在面对死的恐怖和灵魂有无的疑惑中痛苦地离开这个阴冷的尘世。总之,作者将祥林嫂诸如初嫁至初寡到再嫁时那几段时间颇长写起来也许并不乏引人之处的生活隐到了小说的后面,或一笔带过。两者对比,显然小说所截取的几个人生片段更能突出祥林嫂这样一个不甘封建势力迫害而不断抗争,却又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旧中国的劳动妇女形象。可见,小说创作的中心是人物性格,而非情节。再如《离婚》中只截取了离婚事件的最后两个场景:船上和慰老爷家,高度集中地刻画出一个敢说敢反抗,而又终于在封建势力强大威压下屈服的妇女形象。
  所谓情绪结构,即以人物内在的心理感受、情绪和体验为结构主体,作品随着人物的直觉、意念等意识流程展开。它既不注重故事情节的铺叙,也不注重人物外部动作、语言等描绘,而是着力发掘人物的内心情绪流动,情节和场面已是展示人物内心意识的外在条件。如《狂人日记》之成功不仅在于它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而且还在于其全新的表现技巧,包括小说以人物内心意识流程为线索的情绪结构。文中那十三则日记看似无明晰轨迹可循的扑朔迷离的意念世界,时空交相错杂,然而这些正是长期封建礼教制度重压下造成的对现实、历史,对整个人生的一种惶恐且动荡的心理反应。小说将其连接成一个艺术整体,如实地反映了一个被迫害狂想者的心态。总而言之,使鲁迅小说经久不衰的不是那些故事情节,而是狂人、阿Q、祥林嫂、闰土、子君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
  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以此交融于人物形象,是鲁迅小说的又一创造。传统小说大多只涉及都市风情,偶尔出现的自然景物常常带有山水骈文诗词的痕迹,或者是为写风情而发风情,或为渲染情节。而在鲁迅小说中则将自然景物作为人物生活的背景之一,为体现人物性格的需要服务。他以神来之笔,将浓郁的诗情诗境渗透于景物描写之中,又将这样的自然描写完全交融于典型形象的创造里,使自然化入性格,性格化入自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如《社戏》中所描写的绍兴和安桥头的水墨画,那豆麦小草的清香,悠扬婉转的横笛,星星点点的渔火,淡墨起伏的连山和朦胧着水气的月影,无不洋溢着江南水乡秋夜独有的优美清新的情调,而与纯朴可爱、富有灵性的农家少年水乳交融。再如《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与海边沙地那幅“神异图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画面中美丽的自然景物给闰土身上生出了那一圈神奇诱人的光环。
  人物性格和情绪的刻画并不能完全脱离情节,鲁迅随笔风格的小说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因素,也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是,这些叙事仍围绕人物情绪、性格的塑造,对传统的叙述顺序、形式和角度都作了相应的改变。
  传统小说的叙述顺序是事件按年代顺序排列。它们或者由一般不完全独立的时间组成,叙述在简单的过去式内,并在这个单独的时间框架内进行;或者由一段较长的叙述组成,在其过程内,情节简单地按年月顺序延续,由开始到终结直线式地发展。鲁迅的小说却将叙事时间倒插和交错,其功能由讲故事转为服务于情感的抒发、情绪的描摹及人物性格的刻画。因此,小说可以借助时间交错的叙述真切地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情绪的无常变化。如《伤逝》的倒叙开头一下子就将读者带入一种与“我”的心绪一样沉痛、哀伤的气氛中,而后没有悬念,没有情节埋伏的铺设,有的却是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败壁、破窗、破屋,以此渗透涓生悼亡的深情,诉说着他无尽的悲恸和悔恨。悲哀情调中交融着人物的悲剧性格和命运,真切地感染着读者。倒叙手法的运用,将作品的主旨自然地导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内在意识深处,真实地表露人物情绪,真正使人物形象可触可及。又如《狂人日记》中狂人那情绪是善疑多虑、骚动不安的,思绪时常天马行空般在现实与过去之间无规则地缠绕,故而小说必然在某种情况下从连贯叙述转向交错叙述。
  传统小说的内容通常是从作者的角度叙述的,由作者出面叙述情节,描写人物、场景,有时作者还直接出面议论和抒情,即使是心理描写也通过作者的分析来写。这种写法难免给读者以虚构的感觉。而鲁迅则突破了这种传统的叙述角度,以纯客观的叙述角度取而代之。即小说的叙述者只是对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作完全客观的描写,不渗入主观情感,不作主观评价。如《肥皂》中的四铭,是个表面标榜“礼义廉耻”,实则灵魂龌龊的伪君子。暴露这一点的并非小说的叙述者,而是人物自身的言行和神态。从街上回来,四铭破天荒地给太太买了块洋肥皂,嘱咐她“以后就用这个”。天下本来依旧太平,他一如既往地以礼教训斥儿女,以廉耻风化抨击时世,然而他终于禁不住将在街上“看了好半天”的有关孝女的一幕详尽地叙述了一遍,并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两个光棍“肆无忌惮”的话:“阿发,你不要看这货色体,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太太由此终于解开了肥皂之谜:“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这是什么话?你们女人……”四铭显然还试图如往常那样以夫权的威力斥责女人,却言不由衷地“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证实了太太的一言中的。文中无一贬词,却使人物“情伪毕露”。又如《示众》中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更没有一句主观性的描述或议论,只是忠实地记述着市民们各具特色的肖像神态和行为举止。然而,它映照出了北洋军阀统治下“首善之区”街头围观示众犯人的一群市民极其愚昧、麻木的精神面貌。那示众的犯人就好比一个绳头,牵扯着一大群精神愚昧的无聊者出来示众,这正是小说的意图所在。小说的笔调几乎与人物一样的麻木、冷漠,没有一丝一毫激愤和忧痛的流露,完全客观的叙述只是展示着一幅看客看犯人、犯人看看客的集体示众图,却让读者愈来愈感受到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恐怖般的郁闷。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突破了传统情节小说的旧模式,大大扩开了小说的张力和容量,人物性格也由传统情节小说的单一化类型化转向复杂化典型化,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拓宽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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