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也谈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整体感知”
作者：石义堂
来信收悉，迟复为歉。你在信中提到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个别老师存在的困惑，而是带有很大的普遍性。的确，“整体把握”“整体感知”是当前语文教学讨论中的“热门词语”，大家围绕它产生了各种看法。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过去教学中的强硬灌输、机械分析泛滥成灾，导致阅读教学中出现了大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败坏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新课程实施中提出“重视整体把握”的要求时，必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在语文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面对“讲解、分析”这样的常规语文教学手段，有许多教师或“噤若寒蝉”，不敢使用，或“弃若敝帚”，不屑使用，只是一味高喊要鼓励学生“整体感知”。笔者以为，作为对过去“机械分析”的反叛，“整体感知”固然有重要意义，也有不可低估的实践价值；但是，如果对于“整体感知”不加分析地盲目运用，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失误。对于语文教学中如何看待和运用“整体感知”，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整体感知”不等于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而要细细品味，深刻感悟。
有些老师大概是饱受了逐字逐句繁琐分析的折磨，所以，当新的课程标准提出“整体感知”的时候，不免有一种解脱之后的轻松感。但是，由于对“整体感知”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于是就出现了学生在课堂上读书时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的现象。我们在某新课程实验区一个学校的语文课堂上，曾经看到有一个教师教一篇现代散文《珍珠鸟》，她是这样安排教学环节的：第一步“说鸟导入”，教师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鸟，这些多姿多彩的鸟装点了我们的环境，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学们都见过哪些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一种鸟吗？第二步“整体感知”，教师要求学生通读课文，划出生字、生词，复述课文内容，讨论课文要表达的主题。第三步，总结课文，完成课后练习。其中第一步用时共计17分钟，第二步用时共计20分钟，第三步用时共计8分钟。且不说第一步的设计有没有喧宾夺主之嫌，就第二步的进行过程来看，明显没有达到“整体感知”的目的，因为在“整体感悟”的20分钟的时间里，学生除默读了一遍课文之外，主要的时间都是用在划出生字生词、复述课文两个环节上，讨论主题的时间仅有6分钟左右，而且学生的发言都显得很笼统，对于课文中那些精彩的细节描写和文章最后的点睛之笔，很多学生都没有很好地给予关注，有些学生只是说了些“人要善待动物”或“人和鸟要友好相处”之类的话。而教师在这个环节中也没有很好地对学生加以引导，没有抓住学生答案中合理的成分启发他们继续品味文章的精细处，只是在最后总结时告诉学生：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是文章的“文眼”，表现了全篇的主题。纵观这节课，学生对课文理解的肤浅和草率表现得很突出，其根本原因是学生阅读和感知课文的时间太短，没有更多的时间对课文中的精彩之处细细品味，才造成了阅读中的浮光掠影和不求甚解的现象。这使我想起了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过的一段话：“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所以他主张“读书须要理会紧要处。”他所说的“理会紧要处”，就是要静下心来对文章中精彩传神的描写、精辟深刻的论说、言近旨远的发挥等细细把玩，品出个中滋味来。例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中“李逵杀虎”一节时批道：“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如虎未归洞，钻入洞内，虎在洞内，赶出洞来，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在总评李逵时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人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我想，这才是“整体感知”的结果，它真正是读者用心感悟出来的。
二、“整体感知”有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基础。
任何形式的对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并且无不打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烙印。从中西方文化传统表现出的特点来看，西方文化重理性，以逻辑思维为其优势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重感性，以形象思维为其优势思维方式。这一点似乎已经为大家所公认。至于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就我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可能既与中西方文字的特点有关，又与其作为逻辑思维工具的相关学科的发展程度有关。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类型及特点差异来看，西方文字是典型的表音文字，它的词汇意义的获得主要由读音决定，而单词的形体即不同的字母组合形式与其意义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作为这种文化根基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具有“因形见义”的特点，其意义既与字音有关，又与字形有密切关联，人们从字形中就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推测到字的含义。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在他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中有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这段文字最形象不过地说明了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从作为逻辑思维工具的相关学科的发展程度来看，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逻辑学的较早确立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品质，形成了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基础。而在东方，尽管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因明学”，但其发展和完善程度与西方的逻辑学无法相提并论。可能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作用下，西方人在解读文章甚至在解读文学作品时，都非常重视逻辑分析和语法分析。分析、演绎、归纳、综合等方法成为其使用的基本思维方法；而中国人则比较重视“整体、直觉、取象比类”并使其成为汉民族的主导思维方式，表现在阅读中，就形成了以“比类”“体味”“涵泳”为主要特征的阅读方式，实际上也就是“整体直觉”“整体感知”的阅读方式。正如有人所说的：“这样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文学批评便是将文学作品所有的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赏，泯去读者与作者的界限，充分地投入，体会其精蕴，同时发挥自己的想象，加以理解，做出判断。”（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由此可见，“整体感知”作为一种解读作品的方式，是有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和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尽管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分析”，例如，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六观”、宋元以后兴起的“诗话”以及明清的小说评点，都带有明显的分析的痕迹，但是，就中国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主流来说，“整体直觉”依然是其主导的思维方式，从汉魏时代曹丕《典论·论文》对“文气”的推重，到唐代司空图的《诗品》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再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以禅论诗”，走的都是“整体直觉”的路子。由此可见，“整体直觉”也好，“整体感知”也罢，实际上是我们汉民族长期积淀形成的思维方式在阅读领域的体现，打上了明显的民族文化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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