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开启另一扇窗口
作者：黄晋凯
现行高中新教材（人教版）第五册外国文学单元《变形记》等四篇课文，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和传统外国文学完全不一样，读一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仿佛是打开了另一扇窗口，使我们看到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世界。那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既精彩而又无奈。既使我们惊讶，也使我们愉悦，因为它别有一番天地。当然，作为一种异质文学，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是要有分析的。社会、历史、制度、经济、文化、心理等种种差异，都会成为我们阅读理解的障碍；反过来说，在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我们正可以通过这些敏感而形象的文学作品，实现与其他民族的沟通交流，达到消弭阻隔、增进了解的目的。
20世纪，世界很不平静。前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坎坷的发展历程，又给寻求真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困惑。二十余年内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制造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更制造了人类心灵的创伤。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严重扭曲了东西方人们的正常思维逻辑，敌视代替了沟通，防范意识代替了理解的欲望，从而形成了彼此妖魔化的态势。长期的隔膜，使我们对对方的了解需要一个磨合期；而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叛逆性发展，更让我们一度目瞪口呆。
文学的重大变迁，常导源于对人的认识的变化。精神世界的危机，成为西方文学世界变异的动因。严酷的现实，使西方知识分子失去了对理性王国的最后信心，传统的认知方式和价值体系不断受到挑战，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肇始于19世纪后期的种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期对历史前景、特别是对人的自我获取新的认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宣扬意志是万物的本源；尼采的“超人”论更强调个人意志在反叛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对人的精神束缚中的作用，“上帝死了”的断语，振聋发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把生命的流动视为世界的本源，超时空的无限绵延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特征只能靠本能的直觉去把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拓了潜意识领域，有助于人们认识自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深化了对人类神秘的精神世界的开掘。二战后，风靡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混乱的、无规律的，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选择，才能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凡此种种非理性主义哲学，都深深影响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
从世纪之初开始，西方文学便掀起了一股意在颠覆文学传统的新浪潮，文学史统称为“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个泛概念，是诸多文学流派的集合体。这些流派，主张不同，风格各异。它们或同时并存，或频繁更迭，或相互渗透，或相互拒斥，本身就构成了令人目迷的万花筒世界。它们共同举起反叛的大旗，锐意创新，大胆探索，表现出强烈的挑战意识和先锋精神。它们的探索成败得失不一，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论，它们都更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个体的存在状况；在创作上，则是扩大了文学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的观念，拓展了文学把握世界和表现世界的能力和手段。重表现、轻再现，重主观、轻客观，重内心感悟、轻外在描写，是现代主义许多流派的共同倾向。由于对客观世界真实性和确定性的怀疑，人们不再相信以忠实描摹现实见长的现实主义能真正反映事物的本质。他们更愿意相信作家对生活的直觉体悟。他们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认为形式就是内容（有论者以为，他们对形式的兴趣超过了对内容的兴趣）。他们是生活在“怀疑的时代”的怀疑的一代，不认为作品必须有确定的指向，多义和多解成为时尚。还应当看到，现代主义许多流派的作品，属于“小众文学”，有的作家过于“自我”，有的作品过于艰涩，即使在西方受众中也属“曲高和寡”者，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然更要有一番消化、领悟的过程。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流派前卫的理论主张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未必都达到了他们的理论预期，因而，作品的实际成就往往会逊色于他们反传统的呐喊。而它们对后世文学及其他艺术门类的渗透性影响，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从世纪初到二战前，主要流派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等；二战后的主要流派有：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在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互相影响，交相辉映，共同组成了这一世纪文学的辉煌。
表现是一种相对于再现而论的创作方法，产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表现主义流派，则把这一创作方法推向了极致。他们主张艺术创作的任务在于表现主观的真实，内在的本质，永恒的品格。为此，他们可以摒弃外在的“形似”，暂时的表象，而以象征、夸张、扭曲、变形、荒诞等手法，突出主观感受，追求强烈效应。
卡夫卡是位“弱者的天才”。他曾言，“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的格言是‘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却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然而，在文学上他却是个强人，他的一个短篇《变形记》，竟成为20世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页，这是历代文学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
“人变虫”，显然是个非现实的故事；而“人是虫”，却是西方现代小人物的普遍感受。因此，我们把它称作是“现代寓言”。这一“现代寓言”，以其直观的形象展示人被社会异化的悲惨命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清晨醒来，主人公就变成了一只细腿大肚、丑陋无比的大甲虫。没有过程，没有理由。难道这一畸形的变异，是可以解释、需要解释的吗？卡夫卡笔下的世界都是“不可理喻”的世界。《判决》中父亲给儿子下达的“立即去死”的判决，《地洞》里不知名的动物的莫名恐惧，《城堡》中永远走不到的城堡，《审判》中毫无缘由的被捕和被杀……都是一桩桩“无解”的“事实”。唯其“无解”，就越发显得恐怖；唯其“不可理喻”，便自然无从改变。
作品另一高明之处在于，格里高尔虽失去了人形，却未失去人性。他不得不以人的情感去体验虫的处境，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试想，如果他只有虫的思维，他肯定要活得轻松许多。）他依然渴望生存，渴望交流，渴望爱，甚至忘乎所以地要表达对音乐的欣赏……
同时，他又自卑、自惭形秽、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苦万分。这不正是社会重压下小人物心态的准确写照吗？卡夫卡是弱者，格里高尔是弱者，甲虫是弱者。我们所读到的，不是一个可以触摸的现实，却是一个可以十分真切地感悟的艺术世界。
人的异化，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原本是家庭顶梁柱的格里高尔发生了变故，他还在为如何改变家庭生活状况担忧；家庭成员开始曾对他热心照顾，是希望他能尽快恢复原形，继续他对家庭的义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甲虫也给家人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麻烦。终于，忍无可忍的父亲扔出了致命的苹果，他深爱的妹妹发出了必须要让他“离开”的呼喊……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不再属于他、不再需要他，他孤独地、毫无怨言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本来，小说完全可以到此戛然而止，但作家却仍感意犹未尽，为故事添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绝非可有可无的尾巴：人们不愿再想到、不愿再提起那只可怕的异类——尽管他曾是支撑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尽管他曾对家人充满无限柔情——人们不仅要把他无情地赶出这个世界，还要把他彻底赶出他们的记忆。甲虫的离去，使家庭赢得了新生，个个精神焕发，前途一片光明。这片“光明”，更凸显了格里高尔命运的悲哀，生命的无价值。以喜写悲，意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