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发明与发现的国家》疑难问题解答
作者：龙志心
然的现象。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思维。虽如李约瑟所言，“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确实“存在弱点”，但实际情况是，大致与希腊文明同期，中国诸子百家不仅提出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方法，而且在运用逻辑思维方面取得了几乎和希腊人同等辉煌的成就，只是缺少人出来将各家学说理性地归纳总结成“方法论”“工具论”一类著作罢了。中国早期形成的相对领先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方法，不仅影响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而且也是中国明代中叶以前为什么科学技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中古时期，科学技术水平达到当时世界的顶峰。尤其是两宋时期，中国数百年间尽管经历了西夏、辽、金等民族带来的频繁战争的磨难，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譬如大约在北宋末年，铅山县(今江西铅山)铅山矿区，“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炉鼓铸，一岁得钱百万余贯”。这意味多金属银铅铜矿开采冶炼业达到惊人的生产规模与水平，反映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谈北宋开封“民俗”时说：“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这是矿冶带来空前物质文明的生动写照。假如没有后来元军一路屠城、对南宋生产力彻底大摧毁的话，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肯定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但也毋庸讳言，当时中国的科技确实长期处在经验型阶段。就拿印刷业来说，我国毕异的活字印刷比德国比谷登堡的发明早几个世纪，但我国的现代印刷术确是从欧洲学来的。印刷术的发明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我国的活字印刷为何没有被广泛采用呢?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人的传统保守思想。《活板》结尾说：“异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透露了“活板”印刷靠家传途径，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得到流传，以致今天我们几乎无法见到活版印刷的书。此外，毕异发明的活版印刷，本身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推广价值。“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中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这种工艺如果没有高度熟练的手工业艺人，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要使“字平如砥”，非常困难，全部靠经验。毕异未能创造出一套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是其“活板”得不到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促使中国在科技大滑坡后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对西方科学技术基本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对西方传教士的评价也是基本客观的，其认识虽然存在许多局限性，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清廷而是来自鸦片输人导致闭关。这应该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最终落后了?这是李约瑟难题的难点。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大约经历了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二百多年的过渡期，研究了相关内因和外因，指出了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机遇的症结。中国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把技术当做“奇技淫巧”，即使是康熙、乾隆这样的明君也不例外，当传教士献给他们手枪后，并没有想到让自己的国家生产现代化的武器，用枪来武装自己的军队，而只是用他们的科技来制造玩物，供自己玩赏。由此可见，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快船利炮给清政府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促使清廷内部逐渐分化产生了洋务派，中国人掀起了第二次学习西方的浪潮，而且比上次学习西方，要主动得多、全面得多。一是鼓吹“西学中用”，提倡翻译和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决心“师夷之长技”；二是试图兴办以军工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企望走“富国强兵”之路；三是开始走自己培养人才与选派留学人员两者并举之路。总之，洋务运动失败表明，挽救中国、振兴科技已非封建国家所能胜任，但它毕竟率先打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生产力系统，开始虚心学西方，睁眼看世界，科学与民主意识开始吹人中国，渐人人心，这也就为彻底埋葬封建制度，开始孕育和准备了掘墓人。
江苏镇江布谷和新村三区13性202室 212003这样一首“打油诗”中却出现了“甘心做人民的牛”这样沉重的句子，让人感觉一点也不“打油”。
那么到底怎样理解“俯首甘为孺子牛”呢?先看先生是如何“偷得半联”的，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注释：
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于，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条幅所说“偷得半联”，指此。
看来，“甘做小孩之牛”乃是一种天真之姿，使气之态，甚或可谓“魏晋风度”之传承，是洒脱任诞的品格。我看，鲁迅先生“偷得半联”，当取此意。从《自嘲》全诗看，作者塑自己落魄之像，实于幽默风趣中表达不屈从、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有一份天真，更具一种倔强。其爱憎之分明，喜怒之殊别，直是先生人格独立精神的写照。这种精神，已足可谓伟大，何必再将其“拔高”，解作“甘做人民之牛”呢?我以为那是不客观的，会弱化全诗的艺术性。
这使我想起对另一千古名句的理解，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其中“民生”一词往往被理解为“人民的生活”。如《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2000版)第三册第六课《离骚(节选)》就把此句译为“哀伤人民生活多灾多难”。这样理解让人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因为统观《离骚》全篇乃至屈原的所有诗作，其要旨在于“眷顾楚国”及“洁身自好”，“爱民”之旨体现得并不明显。其实，这个“民生”当解为“人生”，这也是很多注家的理解。“哀民生之多艰”后一句是“余虽好修婷以轨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意思为“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约束自己啊，早上进谏而晚上就被贬黜”，这不正是对“人生多艰”的具体诠释吗?因此，完全不必人为地给屈原扣上一个“爱民诗人”的大帽子，屈原最大贡献是为我们的文化树立了爱国楷模和人格高标，有了这两点，屈原就足以光照日月、彪炳史册了。“爱民诗人”的荣誉，还是让我们奉于杜甫吧。
我们在帮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告诫学生不要任意“拔高”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作者的思想境界，而我们自身有时是否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势”呢?
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及资料的匮乏，我的思考有可能是以上一孔之见，望大家指正。
河北容城中学 07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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