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论“基本理解”
作者：程 翔
本理解”，这几个环节就构成了课堂阅读教学相对完整的过程。图示如下：
前面说过，“基本理解”既不是“唯一理解”，也不是“终极理解”。“基本理解”可以是多个理解，不排斥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产生新的理解，相反，它为新的理解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奠定了基础。
“基本理解”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实现对课文的“基本理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时间的制约，教师教学一篇课文，从对学生五花入门的“原始理解”进行整合，到“后续理解”的引导、启发，再到“基本理解”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基本理解”不能靠教师奉送，而是由学生一步一步地渐人佳境获得，体现课堂生成的效果。当然，生成寓不开教师的启发和引导。教师高度关注的，应是学生的“原始理解”与“基本理解”之间的错位程度及其原因。错位程度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轻度错位，教师稍加引导学生便可实现“基本理解”；二、中度错位，教师须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引导启发才有效果；三、深度错位。教师从零开始，引导学生认真读课文，并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错位的原因可能是阅读时不够认真细致，也可能是文化差异，还可能是时代隔膜或逻辑思维有偏差。教师要找准原因，对症下药。
不管怎样的情况，教师的任务都是在搭建“引桥”，进行铺垫，只是“引桥”的长短不同而已。搭建“引桥”，从何人手?最基本的做法是认真阅读课文。只有熟悉了课文才能谈到理解。我们坚决反对抛开课文进行主观臆断的做法。要实现“基本理解”，必须尊重原文，从具体的语境中找出内在的含义。以鲁迅《记念刘和珍君)《药)为例，我们来体会一下结合具体语境进行理解的重要性。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竞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
作者如此详细地介绍刘和珍被害经过，目的何在?“从背部人”和“从前胸人”究竟有什么区别?交代“其一是手枪”有何用意?结合前文“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流言”和本段“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来理解，我们就明白了作者的用意。《药》中夏还有这样一句话：“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学生初次阅读，可能认为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没有什么深意。教师如果去调动学生的历史知识进行铺垫，学生就可能恍然大悟。这句话大有深意，夏瑜把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变成一句通俗的话来启发阿义，想把阿义从清朝帮凶中拽出来。应该说，有以上这样的理解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那就说明教师的教学不到位。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必须十分清楚一篇课文中哪些内容是一定要让学生理解的。这就是理解的绝对性。
有的课文表面意思和内在意蕴并不一致，比如《珍珠鸟》这样的课文，能理解到第二层含义就可以了，至于涉及政治因素的第三层含义不必揭示出来，即便揭示出来，初中学生也不能理解。如果是对成年学生讲(珍珠鸟)，就可以理解到第三层含义，让学生认识到比兴手法的运用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大传统。再比如(荷塘月色)，朱自清研究专家陈孝全先生说过，本文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中学生不容易理解，从写景状物的角度学一学也就可以了。教学适度超越学生的现有水平是对的，但是过度超越是不好的。古人早就说过，“学不躐等”“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过犹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讲，“基本理解”又是相对的，并非越深刻越好。
“基本理解”的深度与读者的“前理解”(参见《课堂阅读教学论》第60页)构成了一个“函数关系”，教师的教学艺术在于合理地把握“度”。如图：
所以，课堂阅读教学并非越深刻越好，超越学生心智水平的理解是没有意义的，适度的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
对“基本理解”的最大影响是政治因素
“基本理解”本应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成为课堂阅读教学的基本理念，但是，很多人心存顾虑，担心会受到批评，担心会滑向极“左”的道路。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由于受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我们习惯于用政治的眼光来解读课文，对很多课文的理解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打上了政治的印记。这使得原本丰富多彩的“理解”变得枯燥乏味甚至面目可憎。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应该给“基本理解”一个应有的位置。
把语文当做政治的附庸，就容易滑向极“左”。中国古代对“经学”的解读，基本上遵循社会学解读的路子，对文学的解读也有明显的政治偏向。这与儒学精神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高度集中，政治代替一切，于是语文教学变成政治的附庸也就在所难免。回顾一下走过的路，我们对中外名著的解读，很多是牵强附会、缺少人文精神的。
但政治因素又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小学教材属于国家课程，必然体现国家意志，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教材编写者所选的作家、作品，都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都留下了时代的痕迹。这种现象每个国家都普遍存在，非独中国如此。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语文教学可以脱离政治，要紧的是我们不能把含蓄隽永的作品解释得索然无味，更不能把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品硬说成有政治倾向。
课文的作者大都是境界高尚的人物，选人教材的课文也多是他们的代表之作。这些课文的精神起点是很高的，不仅超越了学生，也超越了教师。因此，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很容易善良地将其拔高到不恰当的程度。正视政治因素而不唯政治因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才是实现“基本理解”的正确途径。
实现“基本理解”，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它本身没有政治倾向性。它既不排斥政治因素，也不偏爱政治因素。所复杂者，教师是有政治倾向的，学生也有政治倾向，加上国情的影．响，教师很容易在阅读教学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误读”的怪圈，这才是语文教师应当警惕的。
北京大学附中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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