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语文教学，何必谈“性”
作者：钱梦龙
定“性”问题最早的起因，可以上溯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在那个“政治是灵魂”“政治统帅一切”的“大跃进”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在语文教学领域的“伟大成果”，就是使语文课一“跃”而成了非驴非马的“政文课”①！各种打着“语文”旗号的政治活动，代替了常规的语文训练，最终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滑坡。于是，从195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语文课程的目的、任务等根本问题开展了大讨论。“工具论”就是这场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收获，并于1963年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反映在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语文教学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开始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转而重视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和读写听说训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样为语文课程定性，至少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必完全屈从于政治干预的“理论武器”，无疑有着现实的意义。直到“文革”以后，“工具论”仍然作为语文教学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发挥着一定的历史作用。
但是，由于“工具”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在实际教学中很难捏准分寸，加以8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沉重的应试压力，致使语文教学中刻板烦琐的字、词、句操练愈演愈烈，语文教学逐渐异化为一种束缚学生思维、扼杀学生灵性的桎梏。于是人们把一股怨气都倾泻到了“工具性”头上，在不少义愤之士的口诛笔伐下，“工具性”在人们的印象中一时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人们谈论语文教学，多以标榜人文性为时尚，对工具性大多三缄其口；一些理论专家则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性”取“工具性”而代之，或补其不足，一时之间冒出许多“性”来，诸如“社会性”“实践性”“综合性”“模糊性”“文学性”“语言性”“言语性”等等，不一而足。专家们用意是好的，确实也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探索的过程看，每一种“性”至少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应该说也是作出了贡献的。语文教师们面对一大堆的“性”，戏称之曰“性骚扰”，大多不予理会，因此无论这“性”那“性”，对实际的语文教学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种状况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新课标”以教育部文件的权威性，一锤定音于“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才算为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对“两性统一”这个权威论断，虽然仍有一些并不买账的专家持保留态度，但基本上已众响毕绝，少数持异见者已难成气候。
一门课程的定“性”问题，竟然困扰了中国语文教育界长达半个世纪！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恐怕是仅见于中国语文教坛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当然，如果“两性统一论”确实可以解决语文课程“为何教”“教什么”“怎样教”这些根本问题，倒也罢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在实践、操作层面，更是问题多多。
首先，究竟何为工具性，何为人文性，迄无确切、权威的界说，教学操作时就难免找不到方向；其二，既然“何为工具性”“何为人文性”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那么两者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统一”，更无从谈起。
先说“工具性”。它不仅出现较早，而且似乎比较具体而容易捉摸，可事实却不是这样。语文（准确地说应该是“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工具”？答案就很纷繁。在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它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后来又说是“基础工具”）；但在稍前发表的《文汇报》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中，它的功能被大大地放大了，不仅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而且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生产斗争的工具、传播知识的工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工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简直成了一种“万能工具”；到了“文革”中，这个无所不能的“工具”只剩下了一个功能：“阶级斗争的工具”；如今“新课标”把它定位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在现实的课堂上它却仍然不断扮演着“应试工具”的角色。请看，似乎一伸手就能抓住的“工具”，就闹不清它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么所谓的“工具性”，其内涵也就说不大清楚了。事实上，语文作为一种“工具”，不同于任何物质形态的工具，语文工具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内容，把它作为与人文性“对举”的一个概念，在思想方法上就落入了机械论的窠臼。至于语文课怎样上才算体现了工具性，恐怕更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至于“人文性”，恐怕比“工具性”还要玄乎些。“人文”作为一个词，在我国是古已有之。《易》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句中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的是人世间的各种现象，看来与语文课程“人文性”的“人文”并没有什么关系。西方倒是有个“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神学和封建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肯定和注重人、人性，要求在各个文化领域里把人、人性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此外，西方在学科分类上还有“人文科学”这样一个大类，据《辞海》释文，人文科学指有关人类利益的学问，以区别于曾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狭义的人文科学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的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现在我们所说的“人文性”的“人文”，既然不是我国古已有之的那个“人文”，那么其含义跟人文主义、人文科学的“人文”也许有点渊源，但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似乎还没有比较确切的界说。总之，究竟何为“人文性”,它跟过去习用的“思想性”有哪些不同？语文“新课标”规定的目标“三个维度”之一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不是“人文性”在目标取向上的体现？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新课标”只是端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这样一个抽象的命题，却把该命题的“解释权”下放给了全中国的语文老师！问题是，连“新课标”研制组组长巢宗祺教授在接受《语文学习》编者访谈时都不得不承认“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清楚的”②，“新课标”研制者都说不大清楚的东西，语文老师们又怎能搞得清楚？既然在理念上不清不楚，又怎能期望在教学实践中处理好两性的“统一”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两性”关系的表述上，尽管反复强调“统一”（过去说的是“文道统一”），但“工具性”和“人文性”似乎总是两个可以分别呈现的东西，这种两性对举或分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到教学实践上，于是出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 互相抗衡、此消彼长的现象；几十年语文教学演变过程中，总是反复岀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轮回，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在当前，由于起始于80年代后期对语文教学的大批判，不少论者把应试模式下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失落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工具性”，因此语文教学已经出现了读写听说训练逐渐淡化、人文内容过度膨胀的倾向，在一些观摩课、展示课上，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忧虑。
作为一名长期耕耘在教学第一线的普通语文教师，我常常在琢磨着一个也许不值得学者专家一笑的低级问题：语文课程难道非定性不可吗？难道不定性语文教学就真的找不到方向了吗？我想，我们与其在定性难题上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绕来绕去，绕到最后仍然糊里糊涂，教学中又容易产生种种负面效果，那为什么不彻底摆脱在长期争论中形成的“两性对举”的思维惯性，扔掉“工具性”“人文性”这类抽象的概念，直接面对“为何教”“教什么”“怎样教”这些问题本身呢？事实上，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母语课程，似乎都没有遇到过难以定性的尴尬，他们的语文教学不是照样搞得很好、甚至搞得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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