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教师主体论

作者:王富仁

而将国家所急需的政治、经济利益纳入到“人”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来思考呢?这不能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鲁迅早在20世纪初年就曾尖锐地提出过。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一方面肯定了借鉴外国文化的必要性。但也批判了当时那些国家精英之士“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倾向,而其中既有“竟言武事”的洋务派言论,也有倡言“商沽立宪国会”之说的维新派言论。他认为,如果中国的人是孱弱的,是没有平等意识的,即使“授之巨兵”,也没有战斗力;即使形式上民主了,也会“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他的意见,则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时至今日,包括我们广大教师在内的很多人,仍然将孔子思想同鲁迅思想绝对对立起来,将其说成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思想,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在我们的社会思想中严重丧失之后,我们在思想感觉上的紊乱状况。如果我们能够自觉意识到我们就是一名教师,而教师的思想在其根柢上就是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在我们与学生的立体关系中形成的思想:如果我们意识到作为一名教师,是不会从根本上抹杀或者贬低我们教师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不会将自己放在较之别的人更加低贱和微末的地位之上的,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在中国,几乎只有孔子思想和鲁迅思想,才是真正体现了我们教师的人生观念和世界观念的两种思想,“立人”则是将相距两千余年的孔子和鲁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纽带。如果说孔子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建了完整系统的“立人”思想体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鲁迅则是在儒家教育历经两千余年的演变,早已由以教师为主体的私学教育转化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官方教育之后。在中华民族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提出了“立人”思想的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本人的,而是指向那些将他当做“敲门砖”、以敲开官场大门的那些后代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正是他们,将真诚关心青年成长和发展的孔子思想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变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统治而束缚和禁锢青年的思想规范和行为规范,并将政治权力的压制手段带进了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思想教育过程。在我们熟知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鲁迅并没有将旧教育制度的责任放在教师的身上,而是对“方正、质朴、博学”的寿镜吾先生给予了应有的尊敬和同情;在现代散文史上,鲁迅的《藤野先生》几乎是唯一将教师仅仅作为一个教师并给予了只有作为一个学生才能够给予的感激和尊敬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当代无以数计的以教师为题材的文章中,包括我们的学生所写的《我的老师》一类的作文,又有几个是把我们教师仅仅作为一个教师,而不是作为一个名人,一个拥有超于一般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修养的人,一个在教师中堪称英雄和模范的人而纪念的呢?鲁迅的《藤野先生》却让我们感到,他所仰慕的只是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在写作《藤野先生》一文的时候,鲁迅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中国作家,但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成名是对藤野先生教诲之恩的报答,因而也没有流露出以名人自恃并将教师置于自己的地位之下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意味,“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实际上,只有这样的尊敬和感激,才是我们每一个忠于职守的教师都可以在自己所教过的学生中得到的,正像每一个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和发展的父母都可以在自己的子女那里得到的一样,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或能力将这些书写出来。
  在当代中国,教师的主体性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呢?我认为,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可以作为教师主体性的高度概括。对于我们每一个教师,“俯首甘为孺子牛”都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壮举,而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然本性”,而在一个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控制的人类现实社会中,教师是既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具有实际的经济权力的人,除了极少数名流学者即社会精英之外。绝大多数教师是不会受到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仰慕的,是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而他的学生们也正是一些尚未正式走人社会、取得实际政治经济权力的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忠于自己职守的教师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他的学生们的正当社会权益呢?不也只剩下像一个老猫遇到威胁她和她的小猫的凶兽时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一种方式了吗?在过去,我们将鲁迅这首诗所表达的内容与政治革命家的品质等同起来,就无法解释尾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而对于我们教师,不论社会上进行着多么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政治经济斗争,依然如故地以自己的方式养育、保护、培养“孺子”们,使他们能够得到尽量健康和顺利的成长和发展,不仍然是具有伟大价值和意义的工作吗?实际上,鲁迅本人就是一个教师,他的思想就是在从事着中等、高等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包括《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大量散文、杂文,都直接来自他的教师生涯。他像孔子一样,是以一个教师的姿态面向现实社会的,他向整个社会传达的是一个教师的真诚愿望和要求。
  但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太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太严重了,立于我们教师立场上的愿望和要求不但极难得到上层社会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理解和同情,极难得到连饭也吃不饱的广大社会民众的理解和同情,甚至连我们教师自己也很难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是一个政治的世纪,是一个教师无能为力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里,教师的主体性甚至受到了较之中国古代社会更加严峻的挑战。
  鲁迅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这也是我们教师们的“白嘲”。
  1
  (未完待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