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段太尉逸事状》备课问答
作者：陆精康
仁信爱民的一面，文势跌宕起伏，布局富有变化。这样安排，张弛之中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三事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答：作者选择三个独立的事件来表现段秀实智、仁、廉三方面的性格，但这三件事又不是孤立的，人物性格也不是割裂的。仁智忠勇是段秀实思想性格的基础。“笏击朱沘”是这种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大仁大智才能大勇，段秀实身处乱军之中仍能谈笑风生毫无惧色，因为他把百姓疾苦置于自己生命之上。“卖马偿租”“仁愧焦令谌”主要表现段秀实同情百姓的仁爱之心，揭示段秀实以身殉国的思想基础。“封识大绫”“节显治事堂”，除了表现段秀实清正廉洁的品格，还说明他早就洞察朱沘野心，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说明反对朱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段秀实的性格是智、仁、廉的有机统一。完全不同于一介武夫的鲁莽之勇。这三件事看起来互不关联，实际上事断而线不断，都是为了证实段秀实的儒将本色，是一位智、仁、廉的“儒者”，这才是贯串《逸事状》全文的一条线索。
问：《段太尉逸事状》是传记名篇，写法上酷似《史记》。请试作说明。
答：对此文与《史记》的传承关系，前人多有评论。蔡世远《古文雅正》卷九：“文笔酷似子长。”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笔墨疏朗，不下史迁作法。”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学《史》《汉》而能自然。”这些评论，都指出了本篇师法《史记》文笔史笔交融的特色。柳子亦自称此篇“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韩愈论史官书》)。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于叙述史事的文学性。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史记》是以文运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善于“以文运事”，情节故事化，是《逸事状》写法上酷似《史记》之处。这种特点表现于下列四个方面。
首先，以紧张激烈的冲突刻画人物。段秀实从容镇定，诣营陈词，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段秀实坦然出现在郭营，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之老者牵马，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反由被动转入主动，其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段秀实终于使对方折服。
其次。以映衬对照的手法表现人物。郭晞放纵部属衬托出段秀实的嫉恶如仇，白孝德怯懦软弱衬托出段秀实的勇于任事，焦令谌豪夺掠取衬托出段秀实的仁厚爱民，朱沘的无耻行贿衬托出段秀实的廉洁奉公，韦晤被动无奈衬托出段秀实的刚毅果决。文中一系列的鲜明对照，令段秀实的形象鲜明突出。
再次，以富有个性的语言描摹人物。段太尉前往军营，“太尉笑且人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令人感受到段太尉震慑人心的凛凛正气。见到含冤挨打的农民，“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自责声中，一个义愤填膺的仁者形象跃然纸上。女婿无奈受绫三百匹，段太尉以“然终不以在吾第”坚拒之。表现出与小人冰炭不可同炉的浩然正气。个性鲜明的语言，令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
最后，以翔实生动的细节塑造人物。描述段秀实为被打成重伤的农者洗血、裹疮、注药、哺食、卖马、市谷、偿租，不避琐细，展示段秀实仁心爱民的品质。同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柔克刚欲取姑予的一种手段。如果焦令谌不迷途知返。段秀实亦必有制胜之法。
运用文学手法是本文的一个显著特色。寓抑扬褒贬于叙事之中，以形传神，而不作空泛议论，完全让事实和形象说话。读者在感受动人故事的同时，也就为主人公的高风亮节所折服。《史记》这种笔法，柳子运用得炉火纯青。而最后一段对段秀实的评论，显然带有史传论赞性质，所以为《新唐书》引用。这就令人更清晰地看出了本文师法《史记》的特色。
问：既然《新唐书》本传载段秀实三件逸事，读史即可，读《逸事状》有什么意义呢?
答：柳文所写之段秀实逸事，刘昀《旧唐书》未采，至宋祁《新唐书》始补入，基本沿用了柳传文字。《新唐书》本传是历史著作，《逸事状》是文学作品，二者是有区别的。比较而言，《逸事状》的文学气息更为浓厚。以段秀实言语为例。人郭晞军营时，段秀实称：“吾戴吾头来矣。”《新唐书》作“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更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接见被责打的农民时，“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新唐书》作“秀实泣曰：‘乃我困汝”’，去一“大”字，段秀实同情百姓的情感被打了折扣。征为司农卿时，段秀实诫其族曰：“过岐，朱沘幸致货币，慎勿纳。”《新唐书》作“若过岐，朱沘必致赠遗，慎毋纳”。柳文“幸致”是推测语句，《新唐书》“必致”是肯定语气，显然柳文较后者更为准确。可见《逸事状》有史传不可取代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主要表现在“以文运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钱钟书语)这种文学手法的运用上。
问：事隔三十载，柳氏记载又得之于“老校退卒”，是否可看成信史?
答：《段太尉逸事状》可作信史读。但也有两点瑕疵。
《旧唐书》本传关于焦令谌有一段记载：“八年，吐蕃来寇，战于盐仓，我军不利。(马)璘为寇戎所隔，逮暮未还，败将溃兵争道而人。时都将焦令谌与诸将四五辈狼狈而至，秀实召让之曰：‘兵法：失将，麾下当斩。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谌等恐惧，下拜数十。”唐代宗大历八年(773)焦令谌尤存，段秀实为营田官时焦令谌未死。可见《逸事状》记焦令谌“一夕，自恨死”并不准确。又，以情理揆之，一个对百姓巧取豪夺而恬不知耻之人，因受言词斥责羞愧而死，也不太符合常情。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在代宗广德二年(764)。其时郭子仪第三子郭晞未任尚书，文称郭晞“为尚书”，特别是对话中称“尚书”与史实不符。司马光《通鉴考异》：“据《实录》，时郭晞为左常侍，宗元云尚书，误也。”广德二年，郭子仪以副元帅驻军河中时，郭晞实为御史中丞，此年年中加御史大夫。至大历十二年(777年)始为检校工部尚书，贞元十年(794年)卒，赠兵部尚书。司马光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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