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教学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作者：于 漪
1977年“四人帮”已粉碎，但套在教师头上的“两个估计”枷锁还未打开。出于10年“文革”高压下的恐惧，许多教师不敢说，不敢干，徘徊观望。我更是如此。曾被冠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吹鼓手”罪名，一切语文教学活动，包括上公开课，个别指导学生，都是为这条路线卖命，当然只能噤声。平地一声春雷，这年9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以推翻“两个估计”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突破口。这年深秋，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教育方面的千人大会、会上，我与另外三名教师发言，批判“两个估计”的错误，吐露压抑在胸中的真言。整个大会群情激愤。砸开了“两个估计”的锁链，教育的春天来到了。我和许多“文革”中受迫害的教师一样，迎来了教学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这年深秋，南京路上海医药商店7楼上海电视台教育演播分室第一次向全市直播中学教师向学生授语文课的实况。演播教材由我自选，选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尽管从未面对过电视镜头，心里有些紧张，但由于有冲出“文革”暴风雨的欢乐，心灵放飞，从容起来。朗读，剖析，讨论，辅之以简明扼要的板书，学生十分投入，我也得心应手，进入忘我境地。齐读到“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群情振奋，语调高昂。自信、豪迈、欢乐洋溢其间，这似乎已不是高尔基的诗句，而是师生发自肺腑的心声。课在朗读全文中收煞。有学生风趣地说：“我们刚从海边归来。”此时此刻我顿悟到：上课是用生命在歌唱!三尺讲台无限爱，爱学生。爱未来，爱蕴含着灿烂中华文化的语文。教课不是当旁观的课文评论员。只有用生命编织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歌，才动听，才感人，才会如清澈明净的泉水丁丁冬冬流入学生的心田。随后，我收到好些封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来信，这些收看电视的老师和我虽素昧平生，但心中表露的却是共同的心声：冲击暴风雨，课堂里春风拂面，教育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
1979年12月，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好几位我仰慕已久的老专家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蒋仲仁等参加盛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后进行选举。由于我须参加刚恢复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的选举。无特殊原因不可请假，中语会选举只得缺席。没想到我这名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竟然也被选为该会的副会长。能进入研究语文教学学术的殿堂，多了许多学习的机会。真是心存感激。
1980年8月暑假，我有幸参加了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北戴河召开的座谈会。会前，苏灵扬同志与我深入探讨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她是资深的教育行家，有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第一次见到她，我有点拘谨。她亲切和蔼，话匣子一打开，滔滔滚滚，不知不觉我就全部放松了。她反复强调语文学科重要，教好语文极其不易，要有功底，要有文化。言简意深，我一直记在心中。座谈会上，围绕语文教改，与会教师谈了不同的认识与做法：有以作文为中心安排教学，有以阅读领先、读写结合，有强调听说，以听说促读写等，各抒己见，百花齐放。我真切感受到许多优秀教师对语文教学的满腔热情满腔爱，我由衷感谢中语会给我以启迪思维、博采众长的机会。根据会议安排，我也作了发言，阐明读与写、教与学、教文与育人的关系。
80年代初，云南省中语会与四川省中语会相继成立，时任研究会秘书长的陈金明同志与我二人被邀请参加。云南省中语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与会教师那种全神贯注、对语文教学开创新局面的渴望令人感动。会上，我就语文教改作了长篇发言，会后，老师们围着我问这儿问那，对语文教学的钟情与热爱构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热气腾腾，亲密无间，至今难以忘怀。四川省中语会成立的场景同样激动人心。开会的大礼堂台上放满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器设备，参加会议的教师代表济济一堂，人满为患，只得对外拉了许多根线。那种人气，那种追求，那种精神，是教育中极其宝贵的财富。这哪里是邀我去作报告?分明是让我接受一次难得的教育!分组讨论时。好些资深有学问的老师对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那时。不言一个“钱”字，事业为重。
80年代初，在武汉成立中国语言学会。上海语文学会派5人参加。会长罗竹风同志带队，我这名中学教师也算是其中一个。这个会议全国语言学家云集，学术流派纷呈，哪有中学语文教师的份?现在想来，全是前辈罗竹风同志对后辈的提携。他十分尊重中小学教师，认为中小学教育意义重大。会开幕了，一位位大语言学家步入会场，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其中有些是我心仪已久的学者，如王力教授。读他的《古代汉语》，我常会激动不已。会议使我大开眼界，不少专家对自己构建的语法体系说起来如数家珍，爱护备至。那种投入，那种沉浸，那种执著，那种神往，令人肃然起敬。其中谈到初中暂拟语法体系的问题，评是说非，争论热烈，最后的结论是非改不可。
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研究中学教学语法的问题，语言界许多大专家也莅临了会议。会上，又是热烈的学术争论。我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张志公先生嘱我紧扣第一线实际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发言中我强调语法要学，但要简明扼要，便于学生掌握，与学术研究讲究系统与精细要严格区别。中学课堂教学无深奥的学问。但必须用明确的语言把概念阐述清楚，切不可含含糊糊。可这可那。两次参加学术会议，深感语法教材编写极其不易。倾注了多少专家对我们基础教育的关注。
8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组织我们在山东长岛审查中学语文教材。多样的自编教材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有以主题为单元的，有以语文知识为主线的，有以写作为中心的，有以阅读能力培养为线索贯串的。印刷的书本虽不精美。但涌动着的是对语文学科的挚爱深情与探索追求。我一本本认真阅读，比较对照，剖析各类教材的利弊得失，联系教学实际，深入思考，受益良多。我领悟到：教学实践是检验编写指导思想的试金石，只要科学、合理，教材就会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从事这类工作，要有开放与宽容的心态，切不可固执一己之见，更不能意气用事。只有百花齐放，才会春色满园。后来有机会参加初中与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以及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语文教材审查工作，我总是抱着以学为先。积极补台的态度。一纲多本，人气旺盛，互相促进，语文教学勃勃有生机。
最难忘的是80年代教学第一线风起云涌的语文教改浪潮，百舸争流，繁花似锦。我也积极投身其中。一方面孜孜砣砣进行实践，开展研究。一方面向同行专家学习，博采众长。丰富自己，弥补不足。60年代初，我从改革教学方法开始，力求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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