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语文教学与人文教育
作者：陈金明
其实，中学各门学科教学都含有人文教育的内容，也都在对学生进行人文思想的教育。而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比较，又有其不同的特点。我们都知道，语文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学生在学习语文过程中，不仅学到了读写的本领，而且还会受到思想情感、理想情操方面的教益。这是因为语文教学中的“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融合一体、不可分开的。语文学科的这一特点，要求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须依据自身的规律，采取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做法，那就是循文求义，由语言文字深明其内容。以思想性强的政治课来说，它是通过文本直接向学生进行思想观点、政治理论的教育，任课教师只要把有关知识内容、原理、规律点拨清楚，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至于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采取何种写作方法来表述的，就不是政治课要管的事了。而语文学科却不能到此止步。教师必须依据课文的特点，从语言文字人手，引领学生研读文本、揣摩语言，从中感悟其人文思想的内涵，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回过头来，领着学生去品味、学习表达那些人文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作方法的特色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文本思想内容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教学环节应是语文教学的重点。由此看来，那种从课文抽出人文道理空讲一番的做法，扭曲了语文课的本义，是不足取的。对此，已故的语文教育家吕叔湘说，不抓语言的语文教学是“半身不遂的教学”。叶圣陶先生说：“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50多年来，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社会思潮，对语文教学的冲击可谓多矣。而围绕语文工具性的问题，也由此产生过多次的躁动。但不管这种躁动的时间有多长，对语文教学的冲击有多大，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语言教学这个核心上来。就说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的语文课几乎成了政治课，语文课脱离了语文而宣讲“三面红旗”，因而使语文教学遭到极大破坏。还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语文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知识教学、语言训练都不要了，致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创下了历史“极低”。针对这一情况，教育部《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不应该脱离文章的词句篇章，架空地分析思想内容，也不应该不管文章的思想内容。单纯地讲解词句篇章。把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能把文章讲清楚的，是收不到语文教学应有的效果的。”1992年教育部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更加明确指出：“语文教学要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要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在语文训练中进行。”当然，现在所讲的人文性要比过去的思想教育宽泛得多。但在思想方法，“泛人文教育”同过去的空洞说教并无两样；在远离文本、脱离语言上。其外在表现上并无两样；对语文教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并无两样。这也是当前年纪大一些的语文教师忧心之所在。
应该指出，我国的优秀语文教育专家，多年前就对“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做过精辟的阐述，并对教学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叶圣陶先生从学生的角度就曾说过，对课文“了解跟分析的基础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张志公先生说：“教一篇文章，必须让学生透彻理解全篇思想内容，并且从中得到思想上的教益，知识上的启迪，感情上的陶冶，不这样是不对的，可是办法必须是带领学生好好的读这篇文章，一字、一词、一句、一段的都读懂，把文章的安排都搞清楚，让文章的本身去教育学生。”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我国广大语文教师坚守“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引领学生研读文本，揣摩语言，在读写过程中感悟人文的灵光。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其做法：
一是读。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中心环节。阅读教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让学生读课文。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读架构起学生与文本沟通的桥梁，通过有目的、有层次、适时适量、多种形式的读，感悟文章的情感，品出语言的韵味。当今，以读悟文，以读促思，以读激情，以读导练，已成为阅读教学的基本方法。
朗读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重要手段。有位老师引导学生朗读《敕勒歌》前，先让学生听配乐朗读录音，披文入境。学生很快进入了诗歌所营造的氛围，并在眼前浮现了这样一幅鲜明美妙的图景：在阴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环视四周，天野相连；仰视长空，满眼苍绿；俯瞰旷野。茫茫无际；风吹草浪起，牛羊时隐时现。北方牧民雄浑嘹亮的歌声仿佛就在耳畔回荡。敕勒人民热爱草原、热爱生活的真挚炽热的情感会很自然地感染学生，而北方民歌语浅情深、铿锵流畅的特点也就极易把握了。前人曾有这样的说法：“放声疾读又缓读，及久之自悟。”可见，大声朗读确实可以读出文章的气势和韵味，使学生在情感上受到感染。
二是揣摩语言。一篇课文，只读一遍未必理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