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另一种读法

作者:秦晓华




  近读孙文辉老师《(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叙事冒犯》一文(载《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11期),非常赞同他“继续使用人物、情节、环境这些传统小说的基本要求来阐释文本,不仅毫无力量,而且容易遮蔽《十八岁出门远行》叙事上的独特性”这一观点。实际上,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远行》)入选中语教材,再到用先锋小说理论解释它,从这一孔隙完全可以窥见近年来语文教材观及教学观的嬗变更易。
  孙文从先锋小说理论的视阈,对《远行》一文的叙事冒犯从结构、逻辑、语言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这是不无道理的:余华是位杰出的先锋作家,《远行》发表之初,他就很“兴奋”;《远行》发表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性先锋作品。但是,我认为,仅仅用先锋小说理论来阐释《远行》未能尽契人意。原因有二:一是《远行》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它只是余华的初步尝试与“寻找”,他曾说过,“当我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我从叙述语言里开始感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二是即使《远行》是一篇经典意义上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理论的解释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当代文坛,至少有四种后现代主义的变体:1、先锋文学的叙述话语实验;2、新写实小说对“经验的直接性”的吁请;3、消费者文化和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4、以后结构主义理论为背景的具有解构倾向的先锋批评。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评论先锋小说的时候,总能看到这四种变体的影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对《远行》的评论也是如此。比如有人用新写实小说的“情感的零度”(有人甚至干脆说“冷酷”)来形容余华的创作心态:又比如有人热衷于拿余华和王朔进行比较,孙文中也有“余华的这个成名作还带有几分‘王朔式’的痞气”之类的说法(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凡是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人都会知道,“我”的精神气质和考尔菲德极为相似,“他妈的”之类的粗口以及做作的自嘲不过是少年人对成人世界的刻意模仿)。这不奇怪,因为它们都有同一个母体——后现代主义。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母体啊!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奇语喧哗的矛盾重重的巨大集合体,它连自己都解释不清楚,遑论解释他人。
  与孙老师的看法不尽相同,我不认为《远行》一文“不一样的叙事形式在深刻地冒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感受世界的方式”。实际上,对学生而言,还有什么比《变形记》中葛利高尔由人异化为虫这一叙述更能“深刻地冒犯”他们的阅读经验和认知方式?《远行》真正触动人心的也许并不是所谓的“叙事冒犯”,而是作者的现实关怀和叙述方式的实验。
  
  一、《远行》的现实关怀是通过卡夫卡式的寓言化来表现的
  
  莫言认为《远行》采用了“仿梦”结构,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梦幻”确实是先锋小说常用的技巧。王一川就曾说:“引导他们(指先锋小说家)历险的主要范本,正是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语言和现代主义语言。”而在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博尔豪斯等人的小说中确实常能看到这一手法的运用。但说本文结构为“仿梦”似乎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仿梦”说隐含着一个前提:《远行》表现的是从现实主义白描背后透露出的荒诞,而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实际上《远行》表现的是荒诞情节背后透露出的现实关怀。2、梦幻化的表现是对尖锐的真实的软化,如果把《远行》的结构理解为“仿梦”,无疑会削弱小说的现实批判性。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在写作《远行》时,余华所采用的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对时间逻辑的遵从,而采用并置、错位等结构方式是写作《往事如烟》之后的事。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时序颠倒,将最早发生的事放在最后写,并非出于叙述实验的目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余华正是要用这种洋溢温暖、充满温情的笔调和“我”的现实境遇(“遍体鳞伤”“无限悲伤…‘浑身冰凉”“恐惧”)形成强烈对比,使我们隐秘的期望——“这要是一场梦该多好”——彻底落空,以致“我”的“欢快”与“兴高采烈”读起来竟让我们如此忧伤。而“我”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父亲“抛出”家门这笔叙述,更坚实了突发事件的可信性和突发性所带来的心理震动的强度。
  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与其将《远行》的结构模式看成“仿梦”,不如看成“寓言”。“余华在1986年至1987年写作的小说,每一篇小说都可以被称为一个寓言”,这一判断是很有眼光的。余华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远行》明显地带有卡夫卡式的寓言化倾向。但它不同于细节真实、整体荒诞的图景,荒诞在《远行》中仅是一个外壳。《远行》绝非简单地“讲述了少年的成长故事,展示了出门远行的孤独和迷惘,认知世界时的懵懂与困惑”(人教版、苏教版教材通行说法),它表达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确切地说,是对自己的认识。作者的意图是以一个少年的眼光.以寓言化的方式,批判成人世界的虚伪与暴力,寻求内心的真实。
  “我”试图了解这个世界,却被这个世界愚弄:“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包括那个司机)“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我”之所以出门远行,按照父亲的话说是为了“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本是有目的的,然而他们却在给“我”一种集体暗示:你不需要知道前方是何处,前方是否有旅店,这等于否定了“我”出行的动机和意义。这里的“他们”显然已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丧失了思考生活的能力,刻板、麻木,只会经验主义地存活,“你走过去看吧”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特质。与他们的缺失想象力不同,“我”是那样富有活泼的思想的乐趣:“我”把马路想象成海浪,把自己想象成一条船,初登旅程的欢欣与扬帆起航的豪情跃然纸上;“我”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想象成青春的旗帜,“迎风飘飘”;“我”给所有的山、所有的云起绰号,等等。“我”原本是如此的富有想象力,然而在群氓的愚弄下暗示下,渐渐迷失了方向,想象力也不再进发,“我已经不在乎方向。我现在需要旅店。”“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现实的需要使“我”的想象力“抛锚”了。好在“我”的道德判断力并没有丧失,当一些人来哄抢苹果时.“我”“冲了上去”,即使鼻子被打出了血,依然“奋不顾身扑上去”,即使被打得动不了,目光仍“走来走去”,心有不甘。让“我”心寒的是,有一些孩子居然也成了暴民,他们“朝我击来苹果”;更让“我”心寒的是,那车苹果的所有者、本该与“我”一同抗争的司机居然成了那些暴徒的同谋.不但不抗争,反而嘲笑“我”的自不量力,而且竟然向“我”这个弱者出手,抢走了“我”的背包。这使我们联想到《祝福》中“咀嚼”祥林嫂的痛苦以娱乐的那些老女人们。
  “我”试图亲近这个世界,却被这个世界以暴力相待:“我”是欢快地冲出家门的,“像一匹兴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