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



　　孔子回到鲁国后，自六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卒，共生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跨越了自己所说的"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两种思想境界①，亦即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达到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发展阶段。所谓"耳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修养上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即凡是各种事情，听到后就能辨别真伪是非（"顺"）；凡是心里想做的事情，做起来就符合真理准则（"矩"）。当然，所谓真伪是非，所谓真理准则，都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都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特征和局限。孔子不能例外。鲁国当政的季康子这次"以市（币同帛，古人相互赠送礼物的总称──作者）迎孔子"，即以礼品把孔子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大概原来"奉粟六万"的物质待遇还是维持不变。对季康子来说，为了适应当时各国诸侯竟相"礼贤"、"养贤"的风尚，把这位名望很高的人物礼迎回来，是很值得的；在"吾非匏瓜，焉能系而不食"的孔子来说，又一次作为"际可之仕"或"公养之仕"以安度晚年，也还是合于"礼"的。但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虽风尘仆仆，到处碰壁，却依旧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依旧想为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做一番事业，依旧是朝气蓬勃地自我鞭策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可是面对鲁国终于不能用孔子的具体现实，只能在"莫知我夫"②（"没有人了解我啊！"）的慨叹声中，决定不再"求仕"③了。
　　孔子是一位勤奋自励的人，于是，他就把"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工作和整理保存古代文献，主要是用在"六艺"或"六经"的编纂核定工作上。虽然孔子对教学工作从未停顿过，对文献收集整理工作也很早就开始，但对这两项工作，孔子利用晚年时间都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这两件事情将专设两章（第八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第九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加以评述。现在仅把孔子晚年除了教学和文献整理工作之外的几个较重要的活动和事件简述如下：①《论语·为政》："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喟然叹曰：'莫知我夫！'"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一）关于反对季孙氏实行"田赋"问题

　　①六十八岁的孔子，从卫国一回到鲁国，就遇到他的弟子冉求奉季氏命向他提出实行"田赋"这个问题，要他表态。所谓"田赋"，旧的解释太繁琐②，我们只要把它理解为大概比原来土地负担增加一倍的意思即可。孔子开始说："我不了解。"冉求再三问，而且说："老师是国老，现在此事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不发表意见呢？"孔子还是不答，但私下对冉求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内，根据三条原则办事，即施于民的要宽厚（'施取其厚'），为民办事要避免过和不及而适得其中（'事举其中'），取于民的要少一些（'从其薄'），如能按照这三条原则办事，那么，实行'丘赋'也就够用了。如果不按'礼制'办事，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实行'田赋'，也将会不够用的。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的法典可作为依据；若要任性行事，那么，又何必来访问我呢？'"季孙氏终于没有听孔子的话，而于第二年（鲁哀公十二年）春就开始实行"田赋"了。这件事使孔子非常恼火。《论语》上有一段话专说此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①盂子也有一段话讲此事："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②上面《左传》上说的"贪冒无厌"（贪得无厌），《论语》上说的"聚敛"（搜刮民财），孟子说的"赋粟倍他日"（赋税多于以前一倍），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即鲁国季孙氏实行土地负担多于以往一倍的新制"田赋"。孔子对冉求未能阻止季孙氏实行这种加重土地负担（亦即人民负担）的新制"田赋"，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了冉求，斥为"求已不是我的学生"（"求非我徒也"），并要他的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申斥他（"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件事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是孔子反对贵族统治者"贪冒无厌"的大量搜刮民财供自己挥霍享受的聚敛政策（田赋），而主张"施取其厚"、"从其薄"的有利于人民的裕民政策。虽然他是从维护贵族统治秩序出发来看待被统治的人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有利于人民的贵族政治改良主义者。第二是他在反对实行"田赋"的时候，仍然是向后看①《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石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从其薄。加是，则以"丘"亦足矣（"丘"见下注--作者）。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②关于什么是"田赋"的问题，杜顶的解释是"丘赋（按即鲁成公元年（前590年〕实行的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作音）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二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左传·成公元年》杜预注），意思大概是由"丘赋"改为"田赋"即意味着增加负担一倍，即要出马二匹、牛六头的负担。上注说的"'丘'亦足矣"的"丘"，即指原"丘赋"规定的每丘出一马三牛。关于丘的概念，孔颖达《五经正义》说："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可见把"丘赋"改为"田赋"的实质，就是把原来的土地负担（"丘赋"）增加一倍。至于"井田"、"公田"、"私田"的存亡演变及其和社会性质的关系，本书第二章《孔子时代的社会背景》还要谈到，此从略。
　　①见《论语·先进》。
　　②《盂子·离娄上》。
　　（恢复鲁国古制），而不是向前看（从发展了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历史条件而提出相应措施），因而他只能从墨守"周公之典"的古制中寻找出路。他不能从"信而好古"①的复古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是他一生的致命伤，是他政治上到处碰壁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在原则问题上对学生要求很严，如这里对冉求的批评，甚至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要他的其他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申斥他。但毕竟没有发展到师生关系破裂的地步，孔子及后人依旧把冉求列为"四科"的政事之首②，冉求也依旧尊敬和热爱老师。孔子的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没有影响到冉求对老师的感情，主要是由于孔子对人处事开朗公正，而且已为他的弟子们所公认和接受。这种即使对学生也毫不含糊地坚持原则立场而又不致破裂师生关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玩味和学习的。
　　①《论语·述而》。
　　②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德行：颜渊、闵子、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求）、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

　　（二）关于"西狩获麟"问题

　　和对于龙的传说一样，中国对麟也有很多神秘的传说。究竟麟为何物，谁也没有见过，古今中外的人都没有见过。
　　据说孔子见过，而且《春秋》、《史记》等都有记载。大体经过是：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春，管理山林的人（"虞人"）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大野"）打猎。叔孙氏管车的仆从（"车子"）叫商的捕获一只奇怪的兽，载了归来。叔孙见此怪兽，以为不吉祥，自己不要，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并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叔孙听说这情况，就把这怪兽留下了。据说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看到西狩捕获一麟，认为麟是祥瑞"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甚为感伤，写了"西狩获麟"这句话后，就停笔不写下去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①。麟究竟是什么呢？据孔颖达转引京房《易传》的解释说："麟，麇（獐）身；牛尾，狼额，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又引《广雅》说："麒麟，狼头，肉角，含仁怀义，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游必择土，翔必有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饼，不入罗网，文章斌斌。"②前一段是讲麟的形状，后一段是讲麟的神态。就神态而言，麟是叫起来声音像音乐（"音中钟吕"），走路旋转都合规矩（"行步中规，折旋中矩"），脚不踏虫子，身不折青草（"不履生虫，不折生草"）??。
　　试问，世界上能有这种所谓"仁兽"吗？没有的。这显然是幻想出来而加以神化渲染的结果。既然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历代儒生要这样绘声绘色地加以编造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历代儒生为了抬高孔子，把孔子当作神化了的圣人，然后把所谓麟神化为仁兽，以所谓仁兽的"出非其时"而被获，来衬托孔子（圣人）的"吾道穷矣"、"生非其时"的景况。如果这样，责任不在孔子，而在编造这个神化故事的后世腐儒。另一种可能是孔子到了晚年，屡屡碰壁，在"乐以忘忧"的心情深处，迷信"天命"的宿命思想仍在一定程度起作用，因而违背自己"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睹物伤情，在看到一只被猎获的不常见的野兽时，便把它幻想为传说中的神物──麟，好像找到了什么客观依据和借口，从而发了一通牢骚，《春秋》的写作，就此搁笔了。孔子开了个头，后世腐儒就肆无忌惮地加以夸大和宣扬，于是，幻想中编造出来的故事，便当作历史"事实"流传下来。如果这样，责任就在孔子，孔子是这个神秘的关于麟的故事的"始作俑者"。前面《导论》中已经说过，在孔子思想的"二重性"这一特点中，就包含了一些迷信"天命"的宿命论因素。既然如此，上面第二种可能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孔子思想实际了。
　　①《春秋·经·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左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胡仔根据《春秋》、《左传》、《孔子家语·辩物》、《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资料，对此作了一个综述，摘要如下"春，西符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样，以赐虞人。孔子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先是，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及是西狩获麟。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遂以此绝笔焉，"（《孔子编年》卷五）

　　（三）关于陈恒杀君、孔子请讨问题

　　陈恒是齐简公的上卿大夫，其祖先陈完原是陈国贵族，因陈国贵族间内争，惧祸而于齐桓公十四年（前671年）逃奔齐国，到陈恒己是第八代了。陈恒治齐，很得民心，以致齐人中有这样的民歌："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①田成子即陈成子或陈恒。歌意是说："连采芑菜的老婆子，都心向着田（陈）成子。"齐简公很平庸，无所作为。在一次内乱将爆发时，"简公与妇人饮檀台"②，在内乱已经爆发后，仓皇逃往舒州（今山东省东平县，古齐地）地方去，被陈恒部队追上，因为"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③。陈恒立简公弟骜为齐平公，陈恒为相。这就是陈恒杀君的简况。这件事却引起孔子的极大愤慨。他如临大典地、一本正经地洗发澡身后去朝见鲁哀公，对哀公说："齐国的陈恒把齐君杀了，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告诉'三桓'（季孙、叔孙、孟孙，这里主要指当政的季孙──作者），这事我管不了啊！"孔子这个年迈老人，恰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碰了钉子那样，退了出来，自言自语地嘟哝着："因为我忝居大夫之位，遇到这样大事，敢不来报告吗？国君却说：'你去告诉'三桓！'"孔子又去报告了"三桓"。"三桓"不答允出兵讨伐。孔子一面退出，一面又自言自语他说："因为我汞居大夫之位，遇到这样大事，敢不来报告吗？"①这一趣剧性事件，就这样碰了钉子后不了了之。这是孔子顽固地坚持其名分思想、封建贵族统治者世袭思想和忠君尊王思想在这件事情上的具体表现。在当时条件下，陈恒还是较得民心的（陈恒执政期间齐国开始安定。陈恒后代后来成为齐工，战国时成为七雄之一。在秦统一中国前，齐国和秦国相对等而成为东帝和西帝）。陈恒既然比齐简公能干，为什么孔子一定要支持简公反对陈恒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在名分上简公是君，陈恒是臣，臣只能忠于君，不能反对或代替君。孔子在这里连自己最崇拜的周公的话也忘记了。周公在《尚书·康诰》中说："惟命不于常。"《礼记·大学》解释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这就是说，"道善"的人应该代替"道不善"的人，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历史发展规律，周公已明白了这条规律。但孔子在请求讨伐陈恒这件事上就表明没有遵循这条规律。当然，孔子主观上认为合乎名分的，合乎"忠君尊王"的事情就是"正义"。他这种坚持所谓"正义"的精神，应该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理解。
　　①司马迁《史记·田完世家》。陈完奔齐后，曾改姓田，故司马迁撰《田完世家》中引民歌第二句"归乎田成子"。据《韩非子·二柄》："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即在上面为群臣向君主请求爵禄，在下面则以大斗斜施于百姓。大概陈恒善于收揽人心，所以齐国当时出现了以上民歌。②司马迁《史记·田完世家》。
　　③司马迁《史记·田完世家》。
　　①《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事也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文略异，可参考。本文据《论语》意译之。

　　（四）妻、儿、弟子相继死亡

　　孔子夫人亓官氏，在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孔子六十七岁时死去①。那是孔子从卫返鲁的前一年。孔子的独生儿子孔鲤，在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七十岁时死去，时年五十岁②。孔子对夫人和儿子的死去，虽然也很悲伤，但远不及他的弟子颜回和子路死去时沉痛。这可见孔子和他人的关系，是以学问、道德和品格为标准，是有原则的，决不因妻、儿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偏私。这一点是令人敬慕的。下面着重讲一下颜回和子路死亡时的情况。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生于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少孔子三十岁，死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享年四十一岁，时孔子七十一岁③。颜回死时，孔子悲痛欲绝，叹息道："噫！天丧予！天丧予！"④孔子哭得如此哀痛，以致跟随他一道的弟子对他说："老师哭得太哀痛了！"孔子说："是哭得很哀痛吗？除了此人而外，我还能对谁哭得这样哀痛呢！"⑤后来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这个人，他好学；他不把对此人此事的怒气迁移到别人别事上去；他一次犯了过，第二次就不再犯。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再未听到过这样好学的人了。"①季康子也以同样问题问孔子，孔子也说："有颜回这个人，他好学。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②孔子对颜回的死虽如此哀痛，但在处理颜回死后棺椁、埋葬的问题上却很理智，很讲"原则"（那时对于丧葬是有一套公认的所谓"礼"的原则的），并不以个人好恶而感情用事。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弟子，大概他因为孔子对颜回一向很器重，又看到颜回死后孔子如此哀恸，就要求孔子把他的车子给颜回做一个椁（棺外的套棺，也叫外棺）。孔子却说："不管才大才小，大家谈谈自己儿子的事吧。我的儿子鲤死了，也是有棺而无椁。我不能把车子给他做椁，而自己步行走路。因为我忝居大夫之列，不便徒步走路啊。"别的弟子听到颜回死了，也要用厚礼埋葬他。孔子说："不好这样做。"弟子们最后还是用厚礼埋葬了颜回。孔子说："颜回把我看作和他父亲一样，可是我却不能把他看作和儿子一样啊！我不能干预用厚礼埋葬他的事，是若干弟子们一定要这样做啊！"③他反对用超过原则（"礼"）的礼①根据江永考断。见胡仔《孔子编年》。
　　②根据钱穆考证，孔鲤生于鲁昭公十年（前532年），死于鲁哀公十二年（前482年），享年五十，少孔子二十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26节）。
　　③关于颜回究竟享年几何？少孔子多少岁？卒于何年？历来学者有争议。现在确定的颜回的卒年，少孔子多少年和享年数，系根据李锴的《尚史》、毛奇龄的《经问十二》和钱穆的考证而定。《尚史》说："颜子少孔子三十岁，享年四十有一。"毛氏《经问十二》说："考颜渊之死，《公羊传》及《史记·世家》所载年月，则实哀公十四年春狩获麟之际??颜渊之死，在夫子七十一岁，非六十一岁，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钱穆说："颜子卒年，断在子路卒前一年。"（《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9页）根据以上颜回卒年、年岁、少孔子年岁三个数字，自可推定颜回生年为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④《论语·先进》。
　　①《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音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②《论语·先进》："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③《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埋葬颜回，也许是符合当时"礼制"的。结果，弟子们还是实行了厚葬，孔子并没有以老师的尊严，硬性地加以制止。怪不得他的弟子们对他既尊敬，又热爱，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子路虽然为人较粗鲁，但很忠实可靠、坦率耿直，对孔子的教导能身体力行，有时甚至呆板到可笑的程度。他少孔子九岁，追随孔子时间很长，有勇力。孔子对他虽常提出批评，但很信任他。他在卫国执政的孔文子家为宰。孔文子死后，其子孔悝继续执政。鲁哀公十五年冬，被逐在外的卫太子蒯伙同其姊（孔文子妻）发动政变，把卫出公（蒯的儿子）逐出，抢夺君位。正在紧急关头，子路冲进宫去，企图救出被围困的孔悝，结果被蒯部下人的戈矛把帽子缨带砍断，帽子落地。这位忠实的孔子弟子，临危不忘老师教导。说："君子临死时，不能不戴帽子。"①立即把帽子戴好，缨带结上，然后被打死，并被砍为肉酱（醢），时子路六十三岁。孔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这无疑是对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临死前的最后的沉重打击。
　　孔子在晚年时候，夫人、儿子和一些学生相继死去，特别是七十一岁时死去颜回，七十二岁时死去子路，不能不给这位"乐以忘忧"的老人的心灵打上忧伤的印痕。
　　①《左传·哀公十五年》："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五）孔子病逝

　　自从弟于颜回和子路相继去世后，孔子就病了。快要死的前七大的早晨，他扶杖站立门前，意态逍遥，很有感慨而又自信地自吟自歌道："高高的泰山啊，快要崩颓！直直的梁柱啊，快要断折！炯炯的哲人啊，快要枯萎！"歌罢入门，当户而坐，悠然长叹道："大概我快要死了啊！"自此卧床不起。
　　七天后，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去世①，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死后，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旁边。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又相对哭泣尽哀，然后相别而去。独有子贡一人留下，在墓旁筑了茅舍继续守丧三年，才离开老师坟墓。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为追念孔子，把家搬到墓旁住下的约百余人家，于是就把这里叫做"孔里"。后来又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等生前用物。像孔子这样一位生长于封建社会、又忠诚地维护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秩序的人物，一生碰壁，无权无势，仅凭他的学问。道德和品格而赢得了弟子们对他的如此的爱戴，如此的深情，其间必有值得我们加以玩味和深思的地方。司马迁是我国第一个伟大历史学家，他距孔子约三百余年，离孔子尚不算远。他在写完《孔子世家》后很有感慨地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②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孔子的恰当评语。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这个评语上。对我们来说，除了肯定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历史地位外.更重要的在于认真地通过批判和清理，把真孔子和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区别开来，探索孔子思想中有哪些东西至今仍有生命力，至今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只要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哪怕一点一滴，也是极可宝贵的。应该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为那是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做出的对我们、对人类的有益贡献。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