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国内的影响



　　（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演变和不同影响及后果

　　历代封建王朝出于巩固自己封建统治的需要都竟相尊孔，并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塑造孔子形象；历代缙绅学子也都竞相研孔，皓首穷经，其中固然不乏有识之士能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一侧面阐明和发展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但大多是按统治阶级的要求重新注释和夸大孔子思想的消极因素而歪曲其积极因素。于是所谓真孔子和假孔子就常常在历史上被混淆不清。两千年来有关孔子思想的论述卷帙浩繁，这里只就若干主要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学派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都竞相礼聘懂得《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为他们出谋划策以至帮忙和帮闲。
　　因此，儒家学派有了很大发展。孔子弟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后也都开始收徒授业，于是孔门后学也就越来越多，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有差异。
　　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阅历不同、造诣不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己见、各立门户，相互指责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论语》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倦作传解──作者注）
　　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②这里子游、子夏所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教门人弟子以"君子之道"先从何处人手的问题。子游批评子夏有末无本，或重末轻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责难，而认为哪个应该先教，哪个应该后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子夏的意见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等似较近。在《论语》等书中像这类相互指责的话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儒家内部观点不同、相互指责，逐步形成了一些打着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对立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便是所谓儒家八派。此外，荀子也曾经批评过"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①等等。在这些儒家派别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为己任的孟轲和荀卿为代表的两派，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思想既有所阐述，也有所补充。发展和修正。如孟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这一"民贵君轻"思想不仅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会中敢于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贵萌芽。在君臣关系上，主张相互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特别提出道德高于王权，王者必以大人为师的观点，他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①他甚至认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②，这是对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十分可贵。这些言论曾引起一些专制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删除这一类文字，甚至企图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
　　①子游这里讲的"本"主要是指仁、礼等而言。
　　②《论语，子张》。
　　①《荀子·非十二子》②《孟子·尽心下》。
　　③《孟子·离娄下》。
　　①《孟子·公孙丑下》②《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在"隆礼"的基础上既重视利，也重视义，一面强调努力耕战以加强国家实力，一面又强调推行王道以争取民心。他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③这些思想既没有孔孟仁义礼乐的迂远疏阔，也避免了法家严刑峻法的残刻寡恩，集中两者的优点，为地主阶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礼治理论。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把他的学说运用于秦国，使秦完成统一大业；但他们片面地发展了荀子思想，提出专任法、术、势的法家理论，导致了秦朝的速亡。为了论证自己的礼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观，认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④，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他还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抗，由性恶强调礼法的规范作用和对人进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实，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两人都是各执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恶这个问题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为对任何人来讲，性善或性恶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恶归根到底决定于后天环境和教育。
　　由此可见，当时孔子儒家思想这两大学派，其中孟子除了对孔子思想有一定补充和发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则外，更多的则是对之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有所发展。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学派的开始，而以后的分化和学派的建立陆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对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③《荀子·王制》。
　　④《荀子·天论》。
　　①《论语·阳货》。
　　第二，"独尊儒术"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历史是常常以讽刺性的戏剧形式出现的。向汉武帝提出并被接受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为儒者宗"②的今文经学派③儒者董仲舒④，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这位董仲舒。董仲舒对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问题上：1.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是天意所决。前已指出，孔子一贯主张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维持和巩固封建君主宗法统治的思想支柱，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同时也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但这里并没有天命神鬼这类的话夹杂其间。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关系还保留着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这一精神则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当时人间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种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这完全是一方绝对顺从另一方的主奴关系。为了证明"三纲"是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董仲舒又请出天来助长声势，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①这样，董仲舒就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是天意所定，不允许人作任何改变，用天意把这三种关系纳入极端封建专制的框子里去了。在这"三纲"中，君臣关系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纲，他明目张胆地说："《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②并以天的名义宣布"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③，即君王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君臣的关系是如此，父子、夫妇关系也类此。这种阴森森的"三纲"关系不是对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关系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义妇听④的父子、夫妇和顺关系的歪曲和篡改吗！董仲舒生于孔子死后三百余年，这期间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对自然、对天的了解理应比孔子要多些，理应比孔子思想有所前进，但实际上却比孔子还大大倒退了。例如对于"天"，孔子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少谈天，而董仲舒则大谈其"天人感应"，并且认为"三纲"乃天意所决。这难道不是董仲舒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强不知以为知地妄谈"天"吗！
　　董仲舒的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前四个仁、义、礼、智原是孟子所讲的四德，董仲舒为了符合神秘的五行之说，加上一个信。其实，如前所说，仁、义、礼、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中的部分德目，孔子完全是从现实的人世社会实际出发，把它们作为"修己安人"和正确处②《汉书·五行志》。
　　③西汉时学习经书，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故称今文经学，以区别于用箱文、蝌蚪文传写的古文经学。
　　④汉代的刘向曾赞誉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前汉书·董仲舒传》）但刘向的儿子刘歆不同意此说，"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而日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欲之言为然。"（同上书）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阳尊阴卑》③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④《礼记·礼运》。
　　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提出、而阐明、而宣扬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里就变了样。例如，所谓"五常"中的仁和义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认为仁和义作为伦理德目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天的产物、"天人感应"的产物。他的原话是："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①董仲舒认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②这里明明讲的是现实的人世问的问题，却偏要把它们蒙在一层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这难道是一个真正儒家学者阐述孔子之道的实事求是态度吗？
　　2.董仲舒认为"王权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会常常和迷信连在一起，而迷信又常和愚昧连在一起，但利用愚昧进行迷信行为的人，却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颇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编造出来的"王权神授"的奇谈怪论，就是属于这一类。董仲舒把所谓"天"打扮成为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特别是人的祸福的、至高无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论调，把天和人连结起来，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①请看，天不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了，而人的所有形体、血气、德行、好恶、喜怒都是天赋与的；甚至人的喜怒哀乐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连，这种牵强附会的论调和孔子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呢？可是，董仲舒虽然能够编造"天人合一"的把戏，但毕竟无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间的事，他还是必须叫人管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作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为了神化王权，只好说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并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②。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③。于是，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自圆其说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于天来管理人间事的，这样"天"不是通过所谓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间结合起来了吗？这不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人合一"吗？实质上，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威，又通过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来统治人、剥削人、压迫人，同时又使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相信这是天命吗？这不就可以欺骗、迷惑一些人特别是愚昧无知的人俯首贴耳、甘心情愿无条件地服从"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吗？他甚至还用测字先生的方法来解释"王"字，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①不仅如此，他还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地代天说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儿子（天子）要成为圣主，不要成为亡国之君，因而说：《春秋》之中，视前①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前汉书·董仲舒传》。
　　①③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①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②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来的"天"对他的儿子，即人间的帝王天子，可谓宠爱备至，并以灾害、怪异等劝告之，以保其专制独裁的王位代代相传，董仲舒热衷于援引孔子的话以显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对此不知作何感想？
　　3.董仲舒认为"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是天志所立。
　　评价古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有所前进还是后退；第二个标准是用现代标准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学术中有哪些还有用处。因为研究古人对现代毫无用处，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最多只能当作古董；古董也有用处，但那是另外一种用处。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来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变，道亦不变"和"三正"、"三统"的问题就明其真相了。
　　什么叫"天不变，道亦不变"？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释：道之太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董仲舒这里讲的道，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指包括政治、伦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这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是，董仲舒却避开现实问题，利用他的"天人感应"的论调，把这个所谓大道归之于"天"志所立（"原出于天"），这就把事实完全颠倒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颠倒呢？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明确人间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二是人间的封建贵族专制统治是永恒不变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把董仲舒这段话和在他三百余年前孔子的一段话对照一下，问题就清楚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①这段话的缺点前已评析，这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加以引用。它明确指出，人间的礼义、人伦等"大道"都是人在损益中发展的。孔子又说"人能弘道"，就是说，大道之弘扬在人，而他并没说在天。由此可见，用第一个标准来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么远！至于用第二十标准来看，那就更清楚了。根据现代科学的论证，整个宇宙包括天在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说它不变，在现代科学面前，实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为古董和反面教员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董仲舒编造出来为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服务的所谓"三正"、"三统"，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实际意义。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绍，乃用以见董仲舒编造这番怪论的用心、何况历史上被其迷惑者也并非无人。所谓"三正"、"三统"，是董仲舒根据传说夏、商、周三代曾使用不同历法而牵强附会地编造出来的。夏、商、周三代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个即子、丑、寅三十月（分别为现代衣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正月岁首），夏代以寅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为岁首，这就叫建丑；周代以子月为岁首，这就叫建子；合称为"三正"。董仲舒认为，①《前汉书·董仲舒传》。
　　①《论语·为政》。
　　由于子月"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①，因此周"尚赤"，这就叫"赤统"；丑月"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②，因此殷"尚白"，这就叫"白统"；寅月"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③，因此夏"尚黑"，这就叫"黑统"；合称"三统'。他说这"三正"、"三统"是王朝兴废改制的标志，是不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董仲舒的眼里，历史就是在"三而复"的循环下永远踏步不前，王朝的兴废也仅仅是"改正朔"（"三正"不断循环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种颜色即"三统"循环采用），而"若夫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这些正是表现封建专制社会本质的东西──作者），尽如故"④。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换代时，封建社会的本质不能变动，封建专制君王的至上权威不能变动，所能改动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这就是董仲舒奇谈怪论的实质。中国封建社会延长如此之久，进步因素伸张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①②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④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第三，今文经学派的衰落和儒、释、道的斗争及其相互渗透1.今文经学派的衰落。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显赫一时的董仲舒今文经学派，由于前面指出的缺点、错误和其他原因，为时不久，到东汉就逐步衰落了。魏晋时的玄学和南北朝隋唐的道家、佛学相继突起，与儒学相抗衡。推究今文经学派所以很快失败，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　　
　　一、如前所说，董仲舒提倡的"天人感应"、灾害怪异等奇谈怪论，根本谈不上学术思想，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特别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谶纬之说，更是荒唐。　　
　　二、今文经注释繁琐，往往一部书的解说少则几十万言，多则上百万言，使许多缙生儒子，皓首穷经，苦不堪当。
　　三、西汉时取士办法是招收博士弟子读今文经，然后择优录用，因此要想做官的士子就必须熟读今文经。东汉时取士改用证辟办法，于是一些士子读今文经的兴趣就大减了。　　
　　四、特别重要的是古文经学不谈神怪，注释简明，东汉时又出了像郑玄等那样的古文经学家，学识渊博，兼通古文、今文二经之义，吸取两家之长，注释各类经书，相比之下今文经学的声望就一落千丈、经学的主要阵地被古文经学家所占领。此外，像王充、恒谭等古文经学思想家还展开了对今文经学的种种奇谈怪论和妖言迷信的批判。例如，王充就明确指出天和地都一样是自然物，不是什么人格神；人也是如此，即使贵为王侯，也和其他物体一样。人的精神离不开肉体，就像火离不开木柴一样；人一旦死去，绝不会变成鬼怪去害人。他还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去驳斥董仲舒之流的所谓祥瑞、灾异等无稽之谈，给今文经学以致命的打击。他还公开提出"问孔"、"刺孟"，并袒护黄老之说，说他主张"从道不从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①。这样王充就把"儒家之说"、"黄老之义"相反相成地联结起来了。
　　此后，公元四世纪初的西晋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所有的经学典籍。古文经因为简约，儒生背得出，得以流传下来。个文经除何休《公羊解诂》外，几乎都被消灭了。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古文经传，北朝恪守东汉经师旧法，南朝以魏晋时代的新法为主，兼用郑玄等人旧法。唐代建国以后，为了统一南北经传，唐太宗命孔颖达撰写解释《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五经正义》（后又有人写《周礼》、《仪礼》、《谷梁》、《公羊》四经的疏，合为《九经正义》），从而使古文经学得以留传下来。
　　2.儒、释、道的斗争和相互渗透。和今文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对立的，还有道教和佛教。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面临着道佛二教的严重挑战。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的斗争过程，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过程。汉魏以来，人们把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等封建文化称作"名教"，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经学不过是对"名教"的一种具体解说而已，因而经学虽然遭到厄运但并不意味着"名教"的消亡。事实上，在老庄思想重新抬头的东汉魏晋时代，在佛家势力十分强大的南北朝隋唐时代，"名教"仍保持着强大的潜力。魏晋玄学实质上是道家和儒家妥协的产物。玄学家王弼一面树起老子旗号，主张贵无，崇尚自然，但同时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肯定名教的合理性。另一玄学家郭象信奉庄子理论，主张"玄冥独化"，同时也说"名教即自然"，要人们主要是封建贵族，在名教中即等级宗法制的世俗生活中求得道家超世佑的清净无为的快乐。
　　两汉时期道家虽然给罢黜了，但是作为反对等级、宗法制的思想意识，①王充《论衡·自然》仍然在民间流传。原始道教就是利用老庄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思想并与神仙方术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教义。原始道教后来发展为具有贵族倾向的五斗米道和指导黄中起义的太平道。黄中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逐渐消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又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是把道教思想和儒家纲常"名教"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宗教哲学体系和神仙方术的理论体系，从而使道教由民间宗教改变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方道教，与佛教相抗衡，并且和佛教一起成为封建政权两大神学支柱。当时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把遵守封建伦理纲常作为修炼的先决条件，他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木，皆不得长生也"①。这样就把道教的修炼方法和维护封建纲常的行为统一起来了。
　　佛教自印度正式传人我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即开始流行。
　　佛家否定人的世俗生活，要求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解脱。这种宗教在印度有它的适合土壤，在中国这块"名教"有深厚势力的土地上便无法坚持原来的教义。佛家本来不讲孝道，但在中国不孝乃是大逆不道，佛家也就不得不把孝道当作佛门的善行，从而出现了许多所谓"孝僧"。反佛的思想家则以"名教"的"华夷之辨"和"忠孝节义"为思想武器，批评佛教非中华之教，无君无父，不齿于人类。这就是印度式佛教不能在我国生根，不得不被改造为中国式佛教，而中国式佛教也不能持久占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综上可见，孔子儒家思想的潜力和影响在这一时期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葛洪《抱朴子·对俗》。
　　第四，宋明理学和对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和董仲舒以儒家身份用"天人感应"等奇谈怪论歪曲和篡改孔子思想的基本原理一样，宋明理学家们也以儒家身份用"天理人欲"等议论歪曲和篡改原始孔子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第二次大篡改。
　　自汉唐以来，经过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和分裂，赵匡胤于公元960年灭了后周，建立了宋王朝。至此中国重新得到统一，有机会休养生息，从而使宋代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科学文化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不久以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治军事上的弊端日益暴露，加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加强思患控制，而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这时都由于自身的严重缺陷，丧失了作为统治思想的条件。为了适应新时期、新王朝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或"道学"为名的所谓新儒学。
　　宋代的赵家帝王虽然也礼拜佛老，但似乎对儒家更为垂青。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到国子监主持盛大祭孔仪式，表彰孝悌，亲自主持进士的考选。宋真宗赵恒还跑到曲早祭孔，加封布衣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这种政治上的支持，新儒学开始勃兴。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大学，张载论气为万物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程朱派是主流派，一直占支配地位。陆王派在明末曾泛滥一时。张载、王廷相等比较先进的学说，则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充分发展。
　　称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就总体而言，不少人偏离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致在客观上对孔子思想没有能像前面所说的孟子、荀子那样积极地有所修正和补充，却在许多方面作了歪曲和篡改。诸如"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陆九渊、王守仁等），"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认为寡妇饿凡也不能改嫁，说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等等，他们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他们都以道貌岸然的儒家囱貌出现，混淆和篡改了原始孔子思想的面貌，使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民族心理受到严重扼杀和压抑。宋明两个王朝的覆灭，虽还有其他原因，们吃人理学的遗毒是不能辞其咎的。而过去把这些部归在孔子身上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所以清代颜元很感慨地形容这些宋明理学家们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①作为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的。
　　①颜元《四存编·存人编》。
　　第五，清儒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力图恢复孔子本义清初的儒生沉痛地总结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等理学家们的不正学风的泛滥是误国的重要原因，于是纷纷起来批判宋明理学谈心说性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期反清复明，振兴中华。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代替理学，并且主张治经必须从文字训枯、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证人手，进而理解它的本义。
　　黄宗羲与顾炎武相呼应，在史学上下功夫。他在广泛搜集、精心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写了有关明代哲学史、宋元哲学史等著作，影响深远。黄宗羲已具有民主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痛斥君主罪恶，以君主力"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这些思想已远远超越了封建主义的界限，显示了民主色彩。与顾、黄有着相同思想倾向的湖南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哲学上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特别是陆王的唯心主义论调。他认为，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万事万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条理。"天下惟器而已，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①。这就大大动摇了理学的理论基础，暴露了理学的空疏虚妄。这时在河北还有一位提倡践履之学的颜元，他认为程、朱、陆、王教人读书、静坐、反省，极端有害，使人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②。他们所推崇的"空静之理愈读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③。颜元主张以实学、习行代替空言，"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绩"①。
　　顾、黄、王等人在批判宋明理学时，都是高举孔孟旗号。颜元说："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②他们实际上对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作了某些发展。
　　①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传》。
　　②颜元《朱子语类评》。
　　③颜元《存人编》卷一。
　　①颜元《四存编·存学编》。
　　②颜元《习斋记余·未坠集序》。
　　第六，近现代批孔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孔子真实面貌开始被注意研究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爱国人士都在寻求中国的致弱之由和救亡之道。他们中很多人不加分析而笼统地把造成"吃人礼教"的宋明理学当做孔子儒学本身并误以为这正是中国致弱之由，因而把董仲舒提出又为宋明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和"天理"、"人欲"等一套谬论造成的弱民亡国罪过都误加在孔子身上，于是连续不断地爆发了批判孔、"儒教"的斗争。在当时情况下，人们来不及或辽不可能冷静地、辩证地分析事物，没有区分春秋时代孔子的真实面貌（真孔子）和汉以后被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西汉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家们所涂抹、乔装打扮起来的孔子的虚假形象（假孔子），也没有区分原始的和后世的儒学中哪些是积极因素，哪些是消极因素，笼而统之一概批判，一概打倒，这当然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但今天看来，当时那种复杂情况，一方面应予以理解，同时也必须切实反思。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孔子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批判。第一次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①并且编造上帝在天庭审问和鞭挞孔丘的神话。因此太平军所到之处，常常拆孔庙、焚儒书。可是他们在实践中恰好是大大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封建等级制和"忠君尊王"思想等），太平大国后期大封王侯，等级宗法观念泛滥，便是明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触动封建势力的基础。封建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不仅轻而易举地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而且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妄想在列强支持下登上皇帝宝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他定孔教为国教，组织孔教会，大倡尊孔读经，扩散封建毒素。在此情况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了。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宣称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孔教和封建迷信思想发动强大攻势，于是第二次大规模"批孔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而发动了。
　　经过长时期的论战，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孔子、儒家失去了传统的地位与尊严。这场斗争不仅为1924-1927年的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也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蒋介石与北洋军阀一样，企图利用儒家思想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文化"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除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进行残酷压迫和屠杀之外，还拿出一些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货色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
　　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家学说的封建主义毒素一直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但是对于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中国共产党主张"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①。而且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要学习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刘少奇同志在论述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时，曾经肯定孔孟道德学说的部分内容。这样一种有分析的态度，实际上纠正了"五四"时期那种或者一切皆好，或者一切皆坏的片面性错误。
　　①《太平天日》。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4页。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生活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然而一个荒谬的事件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目标针对周恩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闹起来了。这就是对孔子的第三次大批判。从来的批孔斗争都是进步势力向反动势力发动的政治进攻，唯独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孔"是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势力进行的政治进攻。这个事件告诉人们，尊孔是反动的，批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是反动的。历史是公正的，批孔运动打不倒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和其他老同志，同样也改变不了孔夫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巨人的形象，蒙在迷雾中的孔子真面貌开始明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孔子的禁区重新开放。对于孔子这位谁也不能从历史上抹杀的封建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我们一定能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其消极因素严肃地加以批判和清除，对其正反相混因素加以清理和扬弃，对其积极因素加以继承和发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从而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二）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我们决不能低估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
　　第一，孔子思想的消极因素与历代腐败封建王朝相结合，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自从汉武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思想中以"忠君尊王"为标志的消极因索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支柱。一个王朝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统治者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确乎能够依照孔子仁政德治的教导，克制自己的贪欲、享乐，对人民实行某种程度的让步，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封建特权乃是封建阶级尤其是它的总代表皇帝走向腐化的根本原因，不消几代，他们就会在尊孔读经的声浪中迅速腐败下去。整个地主阶级越来越贪得无厌地压榨农民，兼并土地，追求享乐。他们最后或逼反了民众，或招来了外族的进犯，造成社会大动乱，重蹈前一个王朝的覆辙。
　　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对于维护封建制度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忠君尊王"思想来控制臣民，都在不断减少孔子思想对于上层尤其是帝王的制约，不断加强它对于下层尤其是劳动群众的残暴统治。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方面，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明显地加强了君、父、夫对于臣、子、妇的统治。宋明理学进一步加强孔子思想中消极因素的专制色彩，竟造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舆论，而对于妇女则给戴上了更沉重的枷锁，要她们牺牲生命以换取贞节的虚名。历代统治阶级就这样一步步巩固、扩大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他们鼓吹的神权，形成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而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军阀官僚制度、宗法等级制度，等等。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毕竟获得过暂时的或局部的成功。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某一方面说即是各个封建王朝兴替的历史。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帮助各王朝的统治者延长国祚，实际上就是延长了封建社会的寿命，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不仅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一种顽强的力量保证着全部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就是说，保证封建社会基本上把未来永远复制成过去的模式。他们利用孔子以及后儒所谓"崇本抑末"的成见，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二者脱离封建经济轨道的发展，使之永远作为地主经济的附庸，这便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他们利用并发展孔子轻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倾向，把历代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完全吸引到读儒家经典，研究伦理道德，乃至通过推举或考试，博取一官半职的道路，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尤其是理论的、实验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以来封建顽固派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辨"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自守，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制度，使中国失去一次又一次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综上所述，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并强化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成长。正如前面所说，各时代起作用的孔子思想，一般是经御用后儒改造过的假孔学或半真半假的孔学，因此把它的反动作用全部推在孔子身上，是不恰当的；但孔子学说本身确已包含了发展为后儒偏见的萌芽，这些萌芽就是植根于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上的。
　　第二，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封建时代部分优秀知识分子（士大夫）中，曾起过深刻的熏陶、哺育作用。例如在抵御其他民族对汉民族的进犯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像文天祥那样，能在兵败被俘后，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就义前还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正气歌》，把孔子的"成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取义"（"舍生取义"）看作照耀自己生命途程的明灯，正是这一熏陶、哺育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像文天祥这样"见危授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可敬人物，是不少的。这种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近百年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为前仆后继的千千万万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忠贞先烈所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芒万丈的优良传统，正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庞大体系中积极因素长期哺育出来的珍贵成果。孔子气势磅礴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正派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传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某些优秀传统。其主要特点，第一是爱国思想的传统。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炎黄子孙具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在被"异族"征服而"亡国"的情况下，也常常能以自己优良的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的是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去影响甚至同化征服者。中国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能够形成多民族大联合、大统一的国家，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决定性条件之一。第二是重视人特别是人才的传统。孔子曾发出过"才难"的感叹。他一贯认为"从政"就在于发现和选用人才，"施教"更是培养和造就人才。在封建时代，重视和尊重人才，虽不能改变贵族统治和王权的实质，但通过贤臣良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限制王权的滥用，多少实行一点"仁政德治"，不至过于荒淫、残暴。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者必以大儒为师的美传（如刘备帅事诸葛亮），曾有过贤臣敢于直言批评君王的佳例（如魏征"犯颜"批评唐太宗李世民），其结果虽不能根本改变王权的压迫本性，反而加强和巩固了王权统治，但毕竟减轻了它的祸害，有利于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造成人民能安居乐业的不同的"太平盛世"。第三是非宗教的传统。孔子的现实主义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抵制了本国的和外来的种种宗教，使之不能长期左右和垄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没有宗教狂热、宗教斗争、教会干政的现象，这不能不说与孔子思想有密切关系。第四是伦理道德和政治相统一的传统。孔子把认真严肃地提高自己的学问道德（"修己以敬"），直接和治国平天下（"修己以安百姓"）联系起来，就是很好的证明。第五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传统。这就不是解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即使思想还很朦胧，但确是很有远见的朦胧思想，因而已成为全人类的历史珍贵财富。
　　显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发扬这些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