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总体结构形态探索  一、中体西用的结合型态



  透过对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层面剖析,我们已经论证,儒学观念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而西学则处于次要地位,二者的结合出现明显的强弱定格。就洪仁玕思想流变的历程而言,西学只在较短的时期得到凸显,而且亦仅体现在某些政策方案的设计上,儒学观念则一直发挥其深重和强势的影响,使洪仁玕最终几乎与西学离异,回归为成仁取义的忠臣烈士。

  社会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在中国这一幅员辽阔、严重缺乏近代政经和文化条件的农业社会推展近代化的变革,其难度可以想见,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努力。洪仁玕就是第一代改革者的杰出代表。自进入近代伊始,社会的改造一直是仁人志士们至为关切和持续探索、奋斗的重大课题。其中,洪秀全与孙中山先后采行不同的革命方式,而多数的变革者则主张诉诸改良方式。于是,就形成后来的革命和改良的争议,不过,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导向近代社会。

  举凡改良运动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它主张由现行政权为主导,推行和平的改革和建设,以达到近代社会变革的目标。改良派对现行政经体制所持态度不一。洋务运动的国标是自强求富,而不在变革现行体制,相反,它企图透过近代工业和国防建设,以强化现行体制。维新派则主张渐进地变革现行体制。但二者都认同和支持清朝政权,并主动参与政权的权力运作,以推动和主导变革,因此,他们需要和朝廷合作,执掌一定的政治权力,才能推行变革。这样,其变革方案势必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和妥协性,以求得朝廷的认可和批准。朝廷的目标则是加固皇权,并不想变革现行体制。变革者的选择余地因此大受限制。康有为、梁启超等原来大力鼓吹君主立宪,而依附光绪帝推行变法后,就不敢触动君主专制体制,仅只在次要目标上推动和影响皇帝,下诏变革,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则缄口不提,被推延到未来。甚至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更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继续倒退,提出了"开明专制"作为君主立宪前的过渡体制,实质上仍然是君主专制,只是包容维新派参与执政。

  由此可见,改良派不管追求何种远大的变革目标,他们的近期目标必须选定现行政权所能接受和允许的变革范围,有利于保持和维护当权者的政经利益,才能取得朝廷的认可与支持。因此,改良派在实行变革时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构想和规划行事,他们必须与朝廷妥协,寻求共识,以启动变革车轮,企图逐步导向更高的变革目标。就朝廷而言,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专制体系的层峰,深受"祖宗之法"的禁锢。大多数对西学茫无所知的官僚,惟知儒学理念,因而对近代化持有顽固排拒的政治心态,甚至把改良派视为崇洋媚外的异端、乱政祸国的好党。而且,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保守拒变的社会心理普遍得到多数土大夫的共鸣。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维新派显居劣势,既缺乏政经力量,又没有社会基础,根本无力与整个传统社会较量。变革遂成为极少数具有一定近代学识的在野士大夫们的奔走呼号,难以变成全社会的实践。即使是洋务派,只不过在制造船舰枪炮、举办近代工业上稍有作为,其思想深层则与保守拒变的顽固派难分轩轾。

  为了求得朝廷、官僚、士大夫的理解和认同,这些变革者必须将儒学(中学)和西学结合起来,寻求二者的结合形态,试图把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相关部分对接,以形成适合中国变革需要、且为中国人所能接受的观念形态。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先例,从印度传入的佛学,就在中国变形和衍生,并与儒学沟通与对接。在宋明理学中,佛学的观念具有一定份量。及至近代,变革的思想家则在新的环境中寻求与异质文化的结合形态,"中体西用"几乎成了早期变革思想家共同确认的模式。

  就变革者自身文化体质而言,他们生长在传统社会,深受儒学熏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若干西学观念,但他们的思想深层则充满儒学积淀。于是,他们并不排拒儒学,而是企图引进和摄取西学的有益成份,充实和改造儒学,使儒学具有时代特色,因应时势变化的需求。比洪仁玕稍迟的思想家冯桂芬就在1861 年提出"中体西用"的结合形态,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洋务派骨干薛福成虽然向往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但在文化上却十分保守,主张"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②另一位骨干郑观应在名著《盛世危言》中也声称:"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薛、郑二人皆为李鸿章的洋务亲信幕僚,也是维新派的先驱人物,可是就文化层面而言,他们都没有摆脱李鸿章的影响,只学习西方文化的"用"和"器",而维护儒学的"体"和"道"。虽然,在"用"、"器"的内涵上有不同解释,但在中西文化的结合模式上,他们都认同中体西用的形态。这种思考是早期探索和学用西学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的共同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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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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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仁玕也属于这一时代的先驱人物,但与清朝的官僚士大夫则有差异。

  他是拜上帝教的初期参与者,并早就滋生反清意识,认同洪秀全的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廷,建设平均温饱的理想社会。因此,在改造现实社会的道路选择上,洪仁玕与维护清朝统治的改良派士大夫的取向截然不同。在变革考量上,反清革命是为了根绝清廷民族压迫和腐败统治,消除社会不平等,敬拜上帝,建设"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因此,在早期洪仁玕的思维过程中,反清革命与近代社会变革基本绝缘。洪秀全等也都是如此体认,致力于开创新朝。当洪仁玕带着若干西学观念总理朝政后,洪秀全等的思想结构却没有大的变异。太平天国虽然展开了一些社会改革工作,但并非近代社会变革。天国政经体制基本保持传统模式,拜上帝教文化则充满神权迷信。新朝的封建蜕变迅速,天京事变后,更具有改朝换代的性质。凡此种种,给洪仁玕的新政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他尽管向往西方列强的富国强兵,试图仿效以变革现实社会,但不能不考量现实环境和力量对比。于是,就太平天国社会改造而言,洪仁玕成了先进的改良派,他必须竭力维护天王专制和加强中央集权,使革新取得洪秀全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又要与地方实力派妥协,尽量减少和化解革新的阻力。这样,与近代改良派处境相似,洪仁玕的选择余地十分狭窄,其变革方案不宜侵害上层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洪仁玕苦心孤诣,撰成《资政新篇》,供洪秀全参考采择。这个方案基本上站在天王角度设计,经过了谨慎和认真的思考。洪仁玕的近期目标是透过法制规范天国权力结构,加强中央集权,削夺地方坐大的权力,消除派系纷争,对天王专制十分有利。远程目标为近代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不过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划。因此,洪秀全挥笔批准,颁行天国。洪仁玕立即订定章程,收回地方人事任免权,却因战争环境和将帅抵拒而归于失败。洪秀全也不愿放

  手让洪仁玕总理朝政,透过亲自干预和亲贵插手使洪仁玕徒具军师显职。新政未久即被湮没,洪仁玕也成了政坛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结局与康梁变法相似,洪仁玕虽未亡命海外,但却只是变革孤星,康梁则形成维新群体,引起强烈政治和思想反响。两相比较,洪仁玕变革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以致历史长期遗忘了这位近代变革的杰出先驱。

  其实,洪仁玕忠君爱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他的效法榜样并非西方的近代变革领袖,而是伊尹、姜尚、诸葛亮、文天祥一类忠臣贤相,他期盼洪秀全是一位放手任用他施展理想才智的明君。与康梁一样,他怀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愿望,设计和领导变革天国社会的新政。其变革方案的内容则是采行西方列强的政经政策与某些"邦法",变革天国虚弱衰败的体质,尽速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对内推翻清朝,对外"与番人并雄"。这与康梁变法内容、目标亦多相类,同样归属中西结合的思路,都是近代改革者在社会危机中的思维产物。不过,洪仁玕却先行了30 余年。相对清朝而言,太平天国对西方持比较开放的政策。拜上帝教就是引进基督教加以改造的产物,西方的上帝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主宰。同时,开放对外贸易,接受外国传教士来访,尤其对购买洋枪洋炮兴趣更大。及至后期,太平军较多地使用西方新式武器,李秀成"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①。苏州太平军中有"四分之一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②。韦俊部队中"洋枪甚多"③。可见,在当时,太平天国将帅们十分关注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和采购武器装备。

  但是,无论是引进基督教和购买武器,目的都不是实行近代化,而是作为维护太平天国的政权的精神和物质武器。这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可谓异曲同工。只是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否定儒学,认同西方的基督教圣经,凸显其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性和开放性。这与清朝先进士大夫的尊崇儒学形成鲜明反差。洪仁玕则不同,他把中西学的结合定位于导向近代变革的宏伟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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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北华捷报》518 号,1860.6.30。《太平天国史译丛》(二),页95。

  ② 王崇武《太平天国史料译丛》,页27。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20,页26。

  ① 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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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 年9 月11 日,上海出版的《大陆纪事报》曾把《资政新篇》基本内容概括为:

  第一,应该由中国人统治中国,而不能由鞑靼人统治中国。

  第二,应该用自由开放的政策代替满清政府一向采取的闭关自守的政策;这样中国就可以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放弃那种夜郎自大的孤立地位。

  第三,准许其他国家工艺品和工业品自由进口。

  第四,培植对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与外国自由交换产品,以开放国家的资源。第五,将各种机械技术的改革介绍到中国来。看来,较之洪秀全、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不再局限于宗教与新式武器的引进、摄取,而是谋求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近代工商经济,使中国社会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从社会发展角度考量,洪仁玕的构想显然更具前瞻性与进步性。

  再说,洪仁玕与洋务派的认知心理也大有差别,他具有更为广阔的知识

  视野,比较了解世界时势,感悟出世界变革的潮流和方向,从而找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定位。洋务派仍然怀着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昧于世界大势和变革潮流,刻意追求"御外侮"、"靖内患",保住清朝现行政经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绝非参与国际的政治和经济竞争,而使中国成为近代化强国。可见,洪仁玕对西方文化怀着开放、容认和积极摄取的心理;而洋务派则抱着痛疾、恐惧和消极引进的心理。二者在变革方案和模式上也因此出现明显的差异。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时代,中国主张变革的先进分子提出了三种方案:

  其一,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建立小农经济结构之上的平均和饱暖的理想社会。

  其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企图引进西方军事和生产技术,"自强求富",保卫和维系清朝的封建制度。

  其三,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试图以俄国为范式,逐步导向西方近代社会。显然,洪仁玕的方案和目标无疑是最为顺应世界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就政治体制和意识领域而言,洪仁玕的变革步伐显得沉滞。囿于现有政治和文化环境,他本人深崇儒学和对西方政治思想认知的局限,因而认同与接受了现行君主专制体制,主张参照西方法治经验,透过立法对现行体制进行内部规范和改造,以导向开明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看出拜上帝教的困境,试图实行宗教改革,使拜上帝教转向基督教化。同时,在伦理道德上又力持恢复和强化儒学观念,借以树立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在洪仁玕看来,基督教与儒学不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而是互补相成的。前者重在崇拜上帝,确立新的宗教信仰,破除封建的陈规陋习;后者突出政治和社会道德,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社会心理,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绅及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因此,洪仁玕无意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儒学文化,而是使它们与西方的若干做法及基督教对接融合,以建构太平天国的政治和文化。这里我们明显看出他的"中体西用"的结合模式。

  在洪仁玕的著述中,我们看不出他在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上的明确见解。

  但他在向洪秀全奏陈《资政新篇》的写作目的时,指出对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应当多作了解,以明了世界局势与潮流,而根据太平天国国情,由洪秀全审时度势摄取西法,变通采行,"以资国政"。可见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国政",以利天国的生存和发展。从目的论考量,洪仁玕学习西方也带有浓烈的"西学为用"的倾向。从思想结构的层面组合考量,洪仁玕对西学的选择也是不均衡的。对洪秀全比较关注和敏感的政治和宗教文化领域,采中体西用的结合模式,同时这也是洪仁玕自身认知局限较大的层面。而对洪秀全既不熟悉也不甚关注的经济层面,则采彻底变换体用的尝试,完全按照西方经济体制和政策兴建中国近代化经济。洪仁玕对中西学结合的考量主要基于太平天国自身的利益,尤其是洪秀全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的变革方案必须根植于太平天国的现实国情和需求,而且必然受到这一因素的制约和检验,一旦方案与国情实际发生矛盾时,就会被弃置或修正。洪仁玕在1860年之后基本抛弃了近代变革的目标和构想,在他的思想结构中,西学层面急剧淡化,儒学遂成了基本层面,影响和规定着洪仁玕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史实表明,出于深重的忧患意识,洪仁玕认为变革旧制, 实施新政是太平天国振兴和发展唯一出路。其方法是引进和注入新兴的西学,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和制度。正如吟唎所说:"《资政新篇》的政治经济从头到尾都是对于中国的各种重要观念的彻底革命。"①可是,洪仁玕毕竟是一位负有执政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久居书斋构思变革理论和方案的专业思想家。当他发现西学在太平天国土壤上难以开花结果时,就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抉择,回归到传统体制和思路,以忠贞、务实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批评洪仁玕具有儒生的软弱性和利禄心,未免过于苛求。其实,他别无选择,只能屈从于洪秀全的权威和太平天国的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挽救危难中的天国。晚期的洪仁玕仍然对自己的西学学识颇为自负,却对失败的变革保持沉默。他深知,中国要实现《资政新篇》所设计的近代化社会变革,绝非现行政治和人文环境所能接纳与承受,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到未来天国的复生。

  洪仁玕执政后,其思想结构的表显层次显示中西文化结合之型态,但并没有固定的体用观念,而政治功利显然是其考量的基点,因而这种结合是不稳固的,也一定会随着政治功利的考量而变化,终于导致《资政新篇》的搁置与放弃。就思想结构的深层型态而言,洪仁玕的思路仍然未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力用"的政治功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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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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