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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在各种条件稳定的情况下国家通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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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章的一部分内容取自本书作者1885向“皇家金银委员会”和1898年向“印度货币委员会”提供的证词。
1．绪论。
第一编讨论的主要是一国的通货对其经济福利的影响。如果其通货的基础很牢固，使购买力不易受通货数量和质量变化的影响，那么就可以说其工业和国内贸易拥有一种可靠的工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用也会受到失败的投机活动的损害，但同赖以进行商业往来的通货不被人信任的情况相比，被损害的程度要小一些。
自由造币厂（这种造币厂对把金银条块铸成本位币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发行的硬币可当作国际通货，而在国际结算中，最好还是使用标准金银条块。但如通货以黄金为基础的国家与通货以白银为甚础的国家进行贸易，它们之间的商业债务结算就很容易受金银比价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尤为强烈，因而出现了一场大规模运动，要求固定金银的比价。①
①这场运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因为该运动的许多拥护者在世界银矿的产量特别高的时候，仍坚持1512盎斯白银换一盎斯黄金的旧比例。参阅上面第一编，第六章，第二节。
2．在各种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两个都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的汇兑。
李嘉图的理论，经过穆勒及其他一些人的发展，澄清了以前人们在研究贵金属的国际贸易时弄不清的许多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认识到，如果A国以黄金计算的物价一般高于B国，B对A的输出就将暂时享有相当于这种物价差别的小利益，但这种差别必然总是很小的。B对A开发的汇票将增多，到达输金点时，黄金就从A流向B，直到B的物价和A的物价扯平为止。如果B窖藏黄金，这一过程就会拉长，否则一定很短。
以金条（也就是以作为商品的黄金）计量的汇兑波动幅度，在一般情况下只限于黄金的双重运费。但如果以这两个国家的通货来计量汇兑的波动幅度，则要加上这两国所征收的铸币税总额（如果征收的话），在极端的情况下还要加上磨损的数额：这种磨损不是普通流通中的硬币的磨损，而是挑选出来供出口的那些硬币的磨损。
当然，甚至当汇兑处于平衡状态时，一方的商业汇票也不完全等于另一方的商业汇票，因为双方的汇票多半都有信汇或电汇的补充；信汇或电汇用来：（1）过户新借资本，（2）偿还营业费用和过去投资的利息或利润，（3）为外住者（他们暂时或永久住在一个国家而从另一个国家取得其生活费）提款提供方便，（4）为政府（它在一个国家花费从另一个国家取得的一部分收入）提款提供方便。在第一项里包括“国际证券”的过户或电售；这种国际证券，不管来自哪国，在A和B两国都有市场。
当人们说，国外购买者人数增加，使汇兑对一国不利的时候，条件当然是其他情况保持不变；也就是，或者在此期间不发生证券交易所证券从一国转到另一国的问题，或者发生这种问题而对此有所补偿。例如，如果B失去政治信用，那些在B投资的人就会把资本收回国，这将使B的出口商对A开的汇票升水。在第二项里包括许多不同类的商业开支，特别是与海运业有关的开支。如果我们考虑到A不仅与B进行贸易，而且还与所有其他拥有金币的国家进行贸易，那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复杂，但问题的实质并不会有丝毫改变。
不过，贸易的真正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常常被从伦敦金融界那里继承的习惯所遮盖，即用一种方法来描绘贵金属贸易，而用另一种方法来描绘其他商品的贸易。如果B欠A的债，从而汇兑“有利于”A，那么，B国商人就会考虑是运货到A国去出售获得的收入多，还是用同样多的钱购买A国的汇票（B国商人购买A国汇票必须付出升水）获得的收入多。当然，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必须考虑到运费和变现期间损失的利息。如果汇票升水正好等于黄金运费，使商人对购买汇票和运送黄金感到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可以说达到了“输金点”。但如扣除运费后，A国汇票在B国出售时的升水正好等于这两个国家铝或埃及债券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达到了“输铝点”或“输埃及债券点”。①
①参阅第三编，第五章，第五节。
从“汇顺”这个词最初使用时流行的观点来看，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个词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顺汇的确“有利于”贵金属的输入。但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把一国的资源变成硬币，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储藏贵金属才是一件好事，即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家能买到它希望用现钱购买的（因而以有利条件购买的）任何商品，或者是为了使国家能在市场不景气，因而物价较低的时候买进，而在行情好转，物价较高的时候卖出。当然，个别商人通过直接掌握大笔现金，即或者自己保管大笔现金或者把大笔现金存入活期存款帐户，也可以享有这种便利。如果他的信用很好，而市场不那么活跃，他当然就可以向银行贴现汇票或向银行借款。在信用紊乱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商人直接掌握大量现金的好处。整个国家也是这样。当信用危机的浪潮席卷“西方世界”时，银行和商人所保存的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便会丧失很多原有的能力，即在国内直接清算交易的能力和在国外间接清算交易的能力。
总之，使一国的货币牢固地以黄金为基础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其工商业，特别是其对外贸易由此而得到的利益。
3．贸易对贵金属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和各国硬币的购买力的影响。
首先我们假设，贵金属在各国自由造币厂之间是这样分配的，使各种不同商品以金银计量的价格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当然要把运费、进口税等等计算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情况的变化如新通货法令等破坏了这种秩序，那么，总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并通过汇兑表现出来，但汇兑并不是真正的动力，而只是动力借以起作用的途径。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新的秩序，新的汇兑率和新的国际物价水平。
无疑，一个国家对某些进口货征收重税的直接结果，是使商人不输入这些货物，而是寻找其他办法来偿还欠该国的债务。也就是说，这种进口税实际上将鼓励那些不纳这种税因而在其市场上销路较好的商品的输入。金银一般也在这些进口量将增加的货物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且，如果该国的通货以贵金属为基础，它们就将成为最适合这一目的的商品，部分是因为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卖掉。①
①这并不是说，没有专门知识也可以把贵金属交易做得很好，而是说，由于它们的价值高而体积小，有经验的商人在适当的保险制度之下，可以用相对于其价值而言较低的费用把它们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如果贵金属被运到一个不以贵金属为流通货币的国家，它们的价值自然就只等于它们所含金属的价值。如果它们不可能被再输出，那就将根据其重量来计算其价值，同时适当考虑其成色。
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要记住，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仅仅以黄金为基础，但其大部分通货却不是金币，那么少量黄金流过该国边界往往对该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小因产生大果这一事实，也使小药能治大病。少量黄金流入或流出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库，可能对英国的商业产生很大影响，但往往不费什么事就可以消除这种影响。①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商业活动牢固地以黄金为基础，但为此而使用的黄金相对来说并不太多，因而它可以很容易地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货币的基础。在这方面，英国同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英、印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往往被人忽视。下面一段话摘自作者1899年向印度货币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四个理由，据此而认为英国的币制不足以印度效法。“通货只是英国使用的很小一部分支付手段。在大多数（虽不是所有）情况下，银行票据是主要的支付手段，而且银行票据是有弹性的。第二，迫切需要增加通货的情况在英国很少出现；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与英国的全部商业活动和资源比起来，要求增加的数额也很小。输入一千万英镑，对伦巴第街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相对于英国的全部商业活动来说却不算一回事。然而，如果在通货充当主要支付手段的国家发生同样的困难，就不得不输入通货，或增加通货，而且输入额或增加额要与该国的全部商业活动成一较高的比例，或无论如何，要与该国按照西方的方法进行的全部商业活动成一较高的比例。第三，英国靠近其他一些大的黄金市场。第四，英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效率高。”接着我建议，印度应仿效德国银行的组织方式。
贵金属在全世界是这样分配的：除了窖藏和工业上的需求外，每个国家拥有的金银的总价值，正好相当于其人民习惯上以硬币来进行的那部分商业活动的总值，当然要考虑到硬币流通速度和一部分贵金属被用来充当纸币的基础。一国使用多少黄金，使用多少白银，完全取决于它的爱好。（如果它按固定比例自由地铸币，那就取决于格雷欣规律，但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
由此可见，各国需要用硬币进行的交易额取决于它的财富和习惯，而所使用（不管是用于铸造货币，用于窖藏还是用于满足工业上的需要）的金银之间的比例则取决于它的爱好。世界上这些条件的总和决定着对金银的需求总额。在任何时候，每一种贵金属的总供给量都可看作是一个固定的量，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其每年增加的数量仅仅是其现有存量的一小部分，不过贵金属的总供给量还是被每年的产量慢慢地改变着。贵金属的年产量一方面取决于矿藏的丰富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每盎斯贵金属以所能换得的商品量衡量的价值。每一种贵金属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供求关系。这样决定的两种价值的比例就是白银的黄金价格。
换句话说，白银的黄金价格取决于使用黄金的国家和使用白银的国家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如果由于西方突然发现银矿，或由于西方不再用白银铸造货币而平衡遭到破坏，那么，西方所不需要的白银就会流到东方。即使其流入东方不降低其在东方的价值，其从西方流出，也会提高其在西方的价值，直到其价值等于黄金价格与白银价格的比例时为止。
4．人们不可能得到衡量不同国家通货的相对购买力的精确尺度，这种尺度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显然，国际贸易对使用不兑现纸币国家的一般物价水平，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以这种通货表示的黄金市价，指出了它的实际价值与它的票面价值的差距。
所有关于两国一般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的一般论述，都受第一编第三章里所提出的条件的限制。我们必须“根据相当标准化的商品之中那些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商品的批发价格”来估计物价水平。如果一国人民买得起另一国人民买不起的某种高级商品，那么，就这种商品而言，该国（以黄金计算的）物价水平当然比采用本章介绍的一般方法计算的物价水平要高。虽然我们不能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把不同国家以黄金计算的商品的相对价格的所有变化都包括进去，但却可以指出与该问题有关的、应该注意的主要事项。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国家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减少，或其他国家对该国商品的需求增加，都会使黄金流入这个国家，从而提高它的一般物价水平。此外，该国边境上进口货物的价格要比产地价格高一个运费；而该国边境上出口货物的价格要比目的地价格低一个运费。李嘉图在两百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并以此为根据得出结论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物价最高的往往是这样的国家：它们的出口货在国外的需求最大，并且体积最小，价值最高，它们最靠近矿山，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最少。”①
①这句话引自J．S．稼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第十九章第二节，但靠近矿山这个条件现在已不那么重要了。原话中为了对称，还有这样一个条件，即该国主要进口体积大而价值低的货物，列出这样的条件显得太琐细了。
5．一国的对外贸易对其内销产品价格的影响。
一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出口货物的价格对其物价产生影响的。出口货物的价格一般取决于其货币生产成本；而出口货物的货币生产成本与内销产品的货币生产成本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关系，因为一国内部劳动力的流动会使各不同行业中种类相同和数量相等的工作收入相等。但这种倾向在各国并不具有相同的力量。所以，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相比，不可避免地较为缺少某种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从而这种劳动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
当然，在下述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一般物价水平的涨落，不一定会和其出口货物价格水平的涨落一致，即：如果出口工业在生产方法、活力和能力等方面都不代表该国的一般情况；如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国内各地区和各工业之间不能自由而迅速地流动；如果该国的许多农产品和其他笨重产品的产地离边境很远，以致它们在边境的价格比卖给自己人民的平均价格高得多。
所以，亚洲的物价较低，尽管亚洲的主要出口货物是茶叶、丝绸、香料和其他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在国外有很大的需求，而且在一定的体积中包含极高的价值。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要出口矿物和农产品，除少数例外，这些产品的体积都相对大于其价值，而且都不是特别迫切需求的东西；然而这些国家的一般物价水平却特别高，甚至它们的主要出口货物的零售价格，常常同把这些东西卖给三千到一万二千英里以外的英国消费者的零售价格一样高，有时甚至更高。
英国城市和欧洲大陆城市的物价在某些方面比英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物价更相似。在农村，较简单的手工业品和个人劳务一般都比较便宜。
此外，由于在边境上只是商品的批发价格直接受对外贸易的影响，所以必须把国内运输和销售费用对一国物价水平的影响考虑在内。当然，这里必须把水陆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效率和低运费以及在这个国家内批发和零售贸易的组织估计在内。在西方，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简单手工业品和个人劳务价格的提高，会使零售贸易很需要的那种简单而耐心的劳动的价格也提高。但在大部分批发贸易部门和某些零售贸易部门中，需要的却是活力、创造精神、很强的时间观念以及大量低息资本。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人民并不缺少这些品质，因而这些品质在这些国家不能卖得高价。众所周知，总的来看，零售商在这些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收取的销售费高。但盎格鲁撒克逊的购买者要求有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大量货物供他们选择，有时还要求零售商做许多其他地方没听说过的事，如把小件货物迅速送到家里。忽视问题的这一方面，往往会把高生活水平和高物价水平混为一谈。①
①我们对一个世纪以前（1822年）劳氏发表的下述看法（《民族国家》，第164—165页）特别感兴趣，部分原因是，他提到了荷兰拥有的巨大财富，这使我们想起海外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德国只是最近物价才普遍高涨起来，尽管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一样，在英国还未摆脱中世纪的贫穷时，已很富有，很开化了。劳氏说：“我们只是希望指出这样一条一般的规律，即稠密、进步而富裕的人口不一定使一个国家比另一个贫穷而人口稀少的国家物价高。差别是在于生活方式而不在于物品的价格。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劳动的节约和大规模交易的出现，从而迅速扩大了供应，由此而增加的供应等于，而且我们认为要大于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供应。
只是在发展过快的京城如伦敦或巴黎，而不是在中等城市（不管它们相距多么近），真正不可避免的开支才变得很大。的确，荷兰和英国的所有地方城市的物价高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物价，但这部分要归因于生活方式，部分要归因于重税——归因于这两个国家为了维持其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分析个人开支，并把个人开支同国家开支区别开来，我们就会发现，总的说来，我国市场上的物价并不比其他国家的物价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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