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作者：梁 捷
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或者说，早期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富国策(经济学)是很边缘的学科，偶尔有一些高年级教育中会设立这门课程。
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所以总体的教育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很快退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这一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教育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按宁波方言翻译，但收效都不大，他也没能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1858年，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前往天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E.Ward)的邀请。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
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人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到《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8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传统的“帝国”观念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并介绍说：“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另一方面，“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到儒家伦理，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
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说，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 Hobbs)译为“霍毕寺”，这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描绘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时间过去上百年，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
1867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思德)《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陆续译出，1880年以《富国策》为题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日本也较早地翻译了这本书，但《富国策》出版时间比此书的日译本出版要早。
亨利·福西特(Henry Fawe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他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本人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框架和思想，是当时欧洲通行的教科书。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思德”，书名《富国策》，署名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一般认为，此书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殖”(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美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福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