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作者：梁 捷
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丁韪良同样推崇福西特，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斯密的《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所讨论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
丁韪良认为，“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日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丁韪良特地补充解释说，“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所以这里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比如译者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总的来看，富国策可以被看作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书中提到，“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编译者谨慎地叙述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想把它完美地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去。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一下子引发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人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思德《富国策》。
虽然《富国策》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但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坚持根本，坚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历的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以郑观应为例，他有三部公认的代表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1880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如澳门贩卖猪仔)转移到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再转移到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但他的主旨终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王韬曾说，“中国，天下之总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那我们也要记得“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不再横加指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
另一位传统学者陈炽对此说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主要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他所续的不是法思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不能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却必须关注经济问题，故而“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同样批评了陈炽，他称陈著“纰缪层出，开卷即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万国公报》崛起。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得到传播，这时的知识传播质量已经大有提高了。
(本文编辑：朱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