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作者：梁 捷
经济学一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才正式奠定它的框架，以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的进展极为有限。因此19世纪初传人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非常迅速，已经形成现代企业的雏形，国民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如麦迪逊、福格尔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趋于停滞，即所谓“高水平陷阱”，虽然经济总量仍然巨大。但增长速度已被西方国家所赶超。
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一些士大夫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魏源、贺长龄从近人的文集、奏折等来源辑录与经济有关的文章，编成《皇清经世文编》。这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然回应。此后陆续有很多人编过“经世文编”，总量不下20种。这些“经世文编”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基础之上，针对很多实践问题都提出了有洞见的看法。
一
在严复之前，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主要还是凭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传播。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办杂志和报纸，另一条则是办学校。
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当属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以及少量科学常识。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发行量也非常有限。马礼逊去世以后，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堪称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他都不应当被忽略。他实践过多种形态的传教活动，诸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参与军事等，常常领风气之先。如在1834年，他和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有一些学者认为，探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1824年他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他很快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就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和传教生涯。1831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马礼逊。此后他又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一生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郭实腊的志向是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关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产出的结果。《贸易通志》一般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当时重视其中经济制度的中国人还很少。故而这本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值得探讨。
另一位传教士伟列亚力则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贸易通志》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eCulloeh)的商业词典。麦克库罗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曾在主持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期间搜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这本商业词典详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他们渴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了这本西方经济学著作。
他说，“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的传播工作确实取得了成功，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计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就承认，“《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指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二
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占领香港，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这里很快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