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从戏剧看中国３０年来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作者：黄纪苏
本文将从戏剧的角度来谈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三十年前的戏剧，我印象最深的是为天安门四五运动翻案的《于无声处》。那部戏的上演的时间也许我记得不是太准确，好像是在1977年的五六月间，但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叫宗福先，在上海工作。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感奋之余又感到一些遗憾：怎么是上海作者不是北京作者呢?怎么是宗福先不是我呢?那出戏里面有一位叫何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老发些看似愤世嫉俗、实则忧国忧民的议论。我这些年有时会想起何为这个人物，想他后来的人生思想轨迹。他今天或许是个博导，在课堂上向“愤青”现身说法：不激进就不是青年，不保守就不算中年，说得既客观又辩证。或许，他老早就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当发牌员，后来办了公司，赚了大钱，买了大房——这是在说“伤痕文学”的代表卢新华了。或许，何为就像我一样，“吃嘛嘛香，瞧嘛嘛不顺”。或许，何为成了先锋艺术家，一刀把自己变成女的……以中国近三十年变数之多、变化之剧，何为变成什么人的可能性怎没有呢?
我虽然参与过有限的戏剧实践，但戏看的不算多，当代戏剧史的书本知识也少得可怜。为写文章我临时抱佛脚，将高音女士的大作《北京新时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匆匆翻阅一过。另外，据王远先生的统计，仅1995至2005(5月)的十年间，北京地区正式商演的各类戏剧作品就有近四百部。这数字对戏剧事业当然是过小了，对我这样的临时研究者来说肯定是太大了。我只能仿效黄河水文爱好者，上游取一瓶水，中游取一瓶汤，下游取一瓶浆，然后对着三个瓶子话说戏剧。
改革初期
当我们取水上游，回顾改革初期，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戏剧创作时，就会发现舞台上所呈现的社会价值观，跟上一个时代，也就是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出入，简单地说，还是“忧国忧民”那些东西——那时的艺术家除了忧国忧民真的什么都不会。随便报几个剧名就够了：《报春花》(1979)、《血总是热的》(1979)、《未来在召唤》(1979)、《不尽长江》(1982)。新时代总是从旧时代的破绽处露头的，价值观的变迁首先发生在政治价值观，因为大家一致认定是它酿成了十年悲剧。《大风歌》(1979)说的是刘邦兴汉吕后篡权的故事，所指一目了然——“文革”的恶端若按当时的民愤编制排行榜，江青一定是状元。《伽利略传》(1979)把“文革”版的共产主义体制跟基督教神权做了相关链接。与这位杰出科学家被神权政治压迫成庸常之辈相映成趣的，是马克思被思想解放的戏剧舞台从革命导师“还原”为食色“凡人”(《马克思流亡伦敦》，1983)，这与那时的理论思想界热衷于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可谓不约而同。《吴王金戈越王剑》(1983)据说是要复原一个真实的勾践，一个前半截卧薪尝胆，后半截专制残暴的国君。而阿Q，这个此前在中国革命的框子里不大好摆的贫雇农，此时作为愚昧落后的典型符号，被重新放进现代化一文明转型的框子里(《阿Q正传》，1980)。不过，顺着阿Q再往下就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反思热了。到那时，阿Q所属的底层民众在“封建”、“东方”、“丑陋中国人”的名义下被“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知识精英彻底清算了一次。
当代中国是个剧变社会，往往一步半步就能分出新锐和遗老。得风气之先的肯定是灵活机动的最小单位和个人。与同时期的诗歌小说相比，戏剧在反映社会价值观的演变上慢着半拍。以我的印象，80年代初的小说已经相当敢想敢说，流行歌曲就更不在话下。女诗人到80年代中期就公然讴歌男性生殖器，将之比作好强上进的热带仙人科植物。而戏剧则不同，它要由一个固定的剧团创作，在一个固定的剧院上演，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背负了更多的“公共性”。这公共性在当时是由高度统一的政治体制，相对趋同的社会心理共同定义，并由宣传文化系统负责看管。我记得当时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强者”一词，已经开始具有了“弱肉强食”的意味，因为当时虽然还没有90年代下岗分流之类的经历，但涉及千家万户的高考制度已经把社会竞争摆进了公众的视野，精英已经在宣扬有利于中国整体崛起——但同时特别有利于他们崛起——的强者哲学，即所谓拉开差距，强化激励之类。当时的一个电视片，主人公是个自强不息的盲姑娘，她在《命运》交响曲的有力节奏中发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做生活的强者”，已然在滚滚红尘道上你追我赶的时代长卷上了。而戏剧《谁是强者》(1981)显然还是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里使用这个词，戏里有一句特别响亮的台词：“人民是强者!”那个意义上的“人民”没过多少年就变成“弱势群体”了。
社会结构的变化始于私营经济部门的兴起。“文革”结束后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传统的国有和集体工商业容纳不下这么多往届毕业生再加应届毕业生。“接班”、“顶替”之类的流行用语便反映了当时的困境。对这些人，国家既拿不出钱又拿不出岗位，只好拿出政策，让他们干个体。这样，待业青年拉车西瓜堆马路牙子上，支张钢丝床披星戴月，蚊子叮太阳晒整整一夏天，终于把圆滚滚的发达梦孵成万元户的现实。这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波，说起来很值得同情。我有个朋友，是个骨子里爱冒险的人，80年代初大学毕业就下了海，去工商办照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大妈瞪着这个原本时代的宠儿一声长叹：“大学生呀，干吗自绝于人民啊!”可他从此混迹小贩倒爷人群，感觉相当良好，因为钱来得实在太快了。记得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主人公，也是在工厂门口支起煎饼摊，摊面粉磕鸡蛋独领风骚，惹得厂里的青年女工秋波荡漾。在三轮板车那不管不顾的车铃声中，在“走过看过别错过啊”的吆喝声中，在沿街店铺震耳欲聋的港台歌曲声中，充满野性和活力的市场出现在社会主义公有体制的地平线上。社会的这一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气息，戏剧也都反映了，如《哥们折腾记》(1982)、《可口可笑》(1982)，但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可与小说中《顽主》比肩的作品——王朔的确是为商业时代的开场描形写意的丹青妙手。也许1985年上演的《WM(我们)》属于这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