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早熟的“世界公民”
作者：李兆忠
征服，巴金称其为“我的精神上的母亲”，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到巴金写作异域题材小说时，他已经在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浸染多年，受其影响自不待言。确实，在巴金的头脑里，地域、民族、国家之类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第一人称“我”的国际化，与巴金的这种“无政府”信仰，应当说有着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这个意义看，这个“我”无论由哪一国人担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替“人类”诉苦申冤。
巴金笔下的“世界公民”是近代历史潮流的产物。在这种历史潮流中，将“世界性”与“民族性”对立，并以前者否定后者，鼓吹人类文化单一化的庸俗进步论对巴金有所影响，正是这种不言自明的世界主义，使他误读异文化，而忽略“民族”、“国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同质化、概念化。
《神》的写作过程，最能说明问题。
1934年11月，巴金东渡日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写下了小说《神》《鬼》《人》。巴金初抵横滨，由朋友事先的介绍住到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师的家里，三个月后，因无法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的骚扰，搬出了武田家，移住东京。小说《神》《鬼》就是巴金根据这三个月的生活经历写成，其中的《神》，据作者自己交代，是住进武田家几天之内写成的。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四十年以后，在巴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
巴金言之凿凿，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侵华战争爆发后，自动辞去商业学校副教授职务，作为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来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此后先后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尽犬马之劳。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才解开。巴金回信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而像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参见藤井省三《东京外语学校支那语部：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日文版)，朝日新闻社1992年。)
巴金的辩解不无道理，这里涉及到文学创作中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问题，不是几句就能说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巴金对武田有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在创作谈中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由于误读，巴金将一个日本右翼知识者演绎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弱者，一个向命运屈服的曾经的无神论者。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武田，只是一个思想保守、效忠天皇，并且有着日本人独特的“暧昧”性格的男子，这样的男子在日本并不少见，可惜巴金视而不见。
按道理讲，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应该虚下心来，尽量体验那里的一切。但巴金却下船伊始就克制不住写作冲动，把一点并不可靠的发现敷衍成篇。由此可见，是一种自以为知的无知，导致了这种误读。
巴金认定武田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惟一证据，就是听一位介绍他认识武田的中国朋友说过武田过去不念经信佛。这个并不可靠的证据在眼前所见的刺激下，启动了巴金头脑里早已预设的人/神二元对立程序，使他深信武田“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于是才虚构出主人公藏书中有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著作这样一个细节。这个虚构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金的回忆中最终变成了生活真实，说明人的记忆并不可靠。
以西方“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是家常便饭。日本人的“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孕育“万世一系”天皇的天照大神，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巴金在日本游历的时候，正是这个“神”大发其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犬，都是这个“神”激励的结果。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不在巴金的视野中。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
武田热衷于念经求佛，其实并非无迹可求，小说里无意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长谷川恐惧地对“我”表示，今年正好是自己33岁的“凶岁”，假如今年不发狂，以后就有好日子。这个被巴金一笔带过的细节，也许正是武田成为“有神论者”的真正原因，按照日本的习俗，处在“大厄之年”的人，要举行各种消灾禳解的仪式，比平常更多地敬神拜佛，过了这个时期，一切恢复常态。生活中的武田，正如巴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的那样，并没有像他在小说中断定的那样“跳进深渊”，而是恢复了常态。假如巴金对日本的宗教生活与风俗习惯有足够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假如他不是那么自信，不屈从急近的写作冲动，而是冷静观察日本的生活，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巴金在武田家住了三个月，终于无法忍受鬼神的骚扰而搬出，离开横滨前，又写了《鬼》。巴金这样说：“《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