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早熟的“世界公民”
作者：李兆忠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始于回国一年半之后，以《洛伯尔先生》为发端，他接连写出十几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法国生活为背景，笔下涉及了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后来结集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
之后，巴金又写了《好人》《未寄的信》《马赛的夜》《爱》《在门槛上》，还有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和以法国的报刊新闻为素材的《罪与罚》，以及以旅居中国东北的俄侨为题材的《将军》，以日本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神》《鬼》《人》。在写作题材的广度上，巴金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气魄。
巴金的国际题材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根据自己在异域的生活写成，如《复仇》集里的《房东太太》《亚丽安娜》《初恋》和《神》《鬼》《人》；另一类是在西方文学阅读经验基础上的创作，也可分两种：一种直接脱胎于某外国文学作品，如《哑了的三角琴》就是根据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英文原作改写而成，《爱》《好人》则是莫泊桑《模特儿》的翻版；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改编，如《洛伯尔先生》。然而，无论哪一类作品，其中都含有一个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诸如善与恶(《不幸的人》)、贫与富(《狮子》)、灵与肉(《爱的摧残》)、自由与禁锢(《亡命》《亚丽安娜》)、正义与邪恶(《复仇》)、青春与衰朽(《老年》)、黑暗与光明(《利娜》)，神与人(《神》)、父爱与情爱(《父与女》)。
这些作品不像是出自中国作家的手笔，其内涵、格调与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留学生写作中经常描写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环境的新奇感、陌生感、惶恐感和由此引发的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之类的思考，在巴金笔下几乎没有涉及。《未寄的信》写到中国留学生与法国女子的恋爱，中国学子因怯于种族的障碍，最终拒绝了法国姑娘的爱，回国以后又深深地后悔。作品虽然涉及到种族差异与爱情问题，却无意深入探讨，结果被演绎成一则伤感的爱情故事。
毋庸讳言，从创作的角度看，巴金有些率尔操觚。他在法国生活不足两年，法语尚不熟练，活动范围仅限于巴黎一角和法国小城沙多——吉里两地，并且大部分时间耗费在案头课堂，其间，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灭亡》，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上)，阅读了屠格涅夫、左拉、罗曼·罗兰、莫泊桑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大量著作，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体验法国社会生活。这一点巴金自己也不否认，在回顾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时他说：“我在法国住了不到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学好。但是我每天都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到一点外国人的生活。我所看到的不用说只是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巴金承认，他是在缺乏艺术准备的情况下投入写作的：“我事先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
关于写作动机，巴金在《复仇》的“序”里有清楚的表白：“这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我虽不能苦人类之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虽然只是几篇短短的小说，但人类的悲哀却在这里面展开了……”
以“人类”的代言人自许，巴金的自负与自信由此可见。然而，艺术的规律并不屈从于道德激情。博大的人类情怀倘若没有切实的人生体验作铺垫，势必变得空泛，因为文学创作面对的，是有着独特种族/文化的具体的人。正因为缺少具体的人物形象，巴金笔下的老外，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波兰人，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看不出民族与地域的特征。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批想象的“世界公民”。凭借道德激情，巴金要跨越种族/文化的鸿沟，却不可避免地陷于艺术的虚空。
在《生的忏悔》中巴金这样表白：“我缺乏艺术家的气质；我不能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来写一本小说。当我写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简单变成了一件工具；我既没有空也没有这份客观，来选择我的题材和形式。像我在《电》的前言里所说的，我一写作，自己的身子便不存在了。在我的眼前，出现一团暗影，影子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连串悲剧性的画面，我的心仿佛被一根鞭子在抽打着；它跳动不息，而我的手也开始在纸上移动起来，完全不受控制。许多许多人抓住了我的笔，诉说着他们的悲伤。你想我还怎么能够再注意形式、故事、观点，以及其他种种琐碎的事情呢?我几乎是情不自己的。一种力量迫使着我，要我在大量生产的情形下寻求满足；我无法抗拒这种力量，它已经变成我习惯的一部分了。”这番话表明，巴金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丰沛的道德激情，在这种激情驱使下，他考虑的不是艺术规律，而是抚慰自己的心灵。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写成。这是他从屠格涅夫那里学来的。巴金说：“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同少数的熟人，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来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然而又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讲故事的写法。”“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得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很方便。”
有区别的是，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我”，都是俄国人，而巴金的第一人称“我”，在《洛伯尔先生》里是一个法国少年，叫雅克，一个不幸的私生子；在《父与女》里叫酿莱，一个在父爱与情爱两难中徘徊的善良法国少女；在《哑了的三角琴》里，他又成了一个俄国人外交官的儿子……
这确实是一种有意思的创作现象。当巴金把“我”想象成一个法国人，通过“我”的眼睛审视人世间的种种悲惨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经地“替法国人惭愧”的时候，他一定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而在现实中，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固然可以在理性的层面理解西方人与西方社会，然而，不同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人很难在感性层面上真实地想象另一个国家(民族)的人。具体到巴金，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据巴金自述，他15岁就接触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文章，被其“雄辩的论据，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问，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