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
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作者：彭 林
朱熹在《四书》的每篇之前，都有一篇序，提示该书的性质、由来，作者的生平与学行等，文字洗练，钩玄提要，非常方便读者。正文之前，又有一段简明的文字，介绍二程对此书的评价。《大学》每章之后，都有提示章节大旨的说明，如“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右传之二章，释‘新民’”；“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等等，全篇之末，又总括全篇结构，并叮嘱读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对《四书》的注释，朱熹一改汉儒的繁琐之风，务求简捷明快。汉儒重考证，宋儒重义理，彼此各为营垒。朱熹是宋儒中既重义理、又重考据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十分尊重汉儒，对郑玄等学者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但是，他的《四书》注却没有汉儒诸经的生硬面孔，他在尽行吸收前人的考证之后，用近乎口语化的文字来表述，举重若轻，足见功力。注文尽可能使用常用字，对原文中较为偏僻或者有异读的文字，则尽量用直音法注音，帮助读者消除阅读上的困难。与宋代学者轻改经文的习气迥异的是，朱熹在变动文本的次序时，都会在章节之后加以说明，使读者了解原文在何处，以便案复，表现了朱熹对历史文献的尊重，以及他为学的严谨和慎重。
《四书集注》经过朱熹的覃思精研、反复修改，他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直到临死前三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因此，称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精品佳作，《四书集注》是当之无愧的。
四、读《四书集注》要注意什么
朱熹的《四书集注》体大思精，宏纤毕贯，百般读之，犹不能尽其奥蕴。那么对于初读者来说，以下三点是需要留意的。
1．读《四书》的次序。
儒家的经籍文献相当之浩繁，学者应该遵从怎样的次序去学习，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程早就谈及这一问题：“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故如此而不可乱也。”《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二程的这段论述对朱熹影响很大，他不仅主张《四书》是学习“《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五，而且主张读《四书》要有次序，但他提出的次序与二程略有差别：“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一四这种阅读顺序，既是从《四书》的难易来考虑的，也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
《大学》既有“规模之大”，又有“节目之详”，其中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讲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步骤和最终的功效，是为学的“间架”和“修身治人底规模”。《论语》讲日常修德从政，《孟子》谈心论性，内容浩瀚广博，情理兼茂，正可以尽其蕴奥，充实《大学》的间架。《中庸》是谈玄说妙之书，讲“上达处多”，是形而上的学问，最后会归于此，可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进入理论探讨的层面。“尺度权衡之既当，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四书或问》李方子引朱熹语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书集注》的本子，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而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为，违背了朱子的本意，殊不可取。
2．读书与修身不可偏废。
我们读《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修身的重视。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把修身当作治人的基础。孔子把修身进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课：“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大学》发展了孔子修身为本的思想，提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关系到治国平天下。《中庸》强调诚为修身之本，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而要做到“诚”则又强调“反求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
但是，后世儒者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大多把它当作射取名利的工具，很少与修身相结合，因而人心浇薄，世道浸衰。朱熹主张体用合一，要求学生虔心涵泳，真实履践孔孟之道，他说：“《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多。”《论孟精义序》又说：“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他在《论语序说》中引程子的话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可见，朱熹非常强调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不能做成两张皮。朱熹的这一思想，至今依然是我们读《四书》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3．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学术思想的结晶，它的特点，是通过注释阐发理学的哲学世界观和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包括天理论、人性论、格致论、道统论、教育论、政治论等在内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它与传统经注的不同之处。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写，所引诸家之说，主要是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显现了极其浓郁的学派色彩。
朱熹继承韩愈以来的“道统”说，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十六字坐实为尧舜以来传授的“心法”。十六字中包含了“人心”、“道心”、“精”、“一”、“中”等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以此阐发《中庸》的“纲维”和“蕴奥”。他从理本论出发，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当气化成形体时，理也赋予其中，这就是性。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日用之间皆有当行之路，这就是道。人类的性道虽然相同，但气禀有差异，所以有过或不及之差，圣人用礼、乐、刑、政来品节人性，使之复归于中正。人应该不断完善自我修养，“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天理论的核心，是“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本。在“性论”中，朱熹承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并加以发挥，提出“道心”、“人心”等概念，从而将《中庸》理学化、本体化了。朱熹为《大学》补写的“格物致知”章，堪称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在在多有，读者可以仔细寻觅和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