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
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作者：彭 林
一、三教并立格局下的儒学隐忧
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从此，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秦火之后，《乐》经失传，《六经》变成了《五经》。汉兴，《五经》被列入学官，每一经都有专门的教授，负责指导博士弟子。经学变成官学之后，借助于行政的力量，流传更为广泛，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但是，进入官府之后的经学，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是，作为官学的经学并非完全如此。教师出于教学的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说解这批古奥难懂的先秦文献。不少学者皓首穷经，用毕生的精力来注解经文，从学术层面来说，这固然是推进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原本充满人文精神的经书，已经慢慢地淡出读书人的精神境界，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甚至成为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
正当儒学成为学者高头讲章之时，佛教和道教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凡俗世界。东汉以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不久道教也开始兴起。唐、宋政府都将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作为基本国教。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动的心性理论，无论地位高下、文化深浅，都可以轻松进入它的堂奥。它们有彼岸世界，可以许诺实现信徒的种种愿望，解脱他们现世的诸多烦恼，走向极乐世界，所以很快风靡于世，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趋之若鹜。
相形见绌的是儒家，它除了没有佛道的上述优势之外，还有文献本身的诸多问题，处境最为窘迫。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用先秦的语汇体系撰写的，中古时代的学者读起来已经感到处处隔膜，不易亲近，一般学者初读，不容易触摸到明晰的脉络。《论语》和《孟子》是先秦两位圣贤的言论汇编，由于是语录体，章节之间缺乏明快的衔接，也给人以吉光片羽，不成体系之感。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经典那样在世俗社会广泛传播、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韩愈、李翱、二程对《大学》《中庸》的提倡
如何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找出某些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是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大学》和《中庸》是足以与佛道心性理论相抗衡，并且能够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的最佳文献。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是孔门七十子论礼的文集，共有四十九篇，作者多数不甚清楚。相传《大学》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论语》作注时，并没有对《大学》、《中庸》作特别的提示。《中庸》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似乎有个别人做过单独的研究；《大学》在唐以前无单行本传世。凡此都表明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韩愈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痛斥佛教的妄佞；另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原道》，提出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孟的“道统”，以抗衡佛家的“法统”。指出佛道两家虽然也讲道德，但那是缺乏灵魂的空洞名词，这灵魂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复提倡的仁义。
李翱是唐代第一位比较集中地提出儒家心性理论的学者。李翱依据《中庸》作《复性书》三篇，指出《中庸》就是论性命之道之书，可叹“学者莫能明是”，所以都“入于庄列老释”求之。李翱说，性为“天之命”，情为“性之动”，性原本寂然不动，感物而起，流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人应该努力修德，恢复本善性，进于圣人之域。
在韩愈、李翱的影响下，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宋儒表彰《中庸》者很多，从张载的《正蒙》、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王安石的《礼乐论》、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与吕大临论中书》等，都紧扣《中庸》来讨论性命之道。张载早年就留意《中庸》，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他的代表作《正蒙》，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提出了人的本性、心知、道德修养等性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二程将《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将《中庸》看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最为玄妙，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未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庸章句》注引语。“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中庸章句》注。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比较粗浅，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是南宋的朱熹。
三、朱熹的《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晚号遁翁，别号考亭、紫阳，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
朱熹出入经史，学术赅博，是南宋最著名的学者。可是朱熹的仕途相当坎坷，终其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黄干《行状》，仅仅在同安、南康、漳州等地做过九年的地方官；宁宗时虽然成为帝王之师，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庆元元年1195，韩侂胄党人攻击道学为“伪学”、指责朱熹是“伪学罪首”，朱熹因此而落职罢祠。这对于胸怀经天纬地之材、匡时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庆元六年，朱熹溘然长逝。
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学者，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与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的鹅湖之辩，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他兴复白鹿洞书院、讲道武夷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等等，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最为学者所称道的，还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在漫长的岁月中，千锤百炼而成就的。
朱熹从30岁时就措手于《论语》、《孟子》，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43岁时，才完成了《论孟精义》此书后名《论孟要义》，又改名《论孟集议》，可谓浸透了心血。此书将二程说解《论语》、《孟子》的文字“蒐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又兼采张载、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等九家之说，以佐证二程之说。之后，朱熹以《论孟集议》为基础，“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提炼出《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每条之下先注音，次释字义，次释大旨，次引诸家论说，次列己见。朱熹对《论语》、《孟子》的注解，旨在融会诸家之说，所以称为“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将他取舍的原则，以及与学生的问答编成《论语或问》、《孟子或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朱熹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论孟集注》的修改上，《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已无暇顾及，其中的问题也不复厘正，所以《论语或问》与《孟子或问》二书始终没有付梓刊行，仅仅在学者中私下流传。
《大学》、《中庸》都是朱熹幼年时代诵读、成年之后深思的经典，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一书，自己“蚤岁即尝受读”，其后有过多年的“沉潜反复”，“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可见他的慎重。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60岁，感到所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已经比较成熟，“稳洽于心”，方才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