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期
儒学之根基 六经之阶梯
作者：彭 林
五、《四书集注》的影响
《四书集注》是朱熹倾尽平生精力而作，所以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学术成就远在他的《易本义》、《诗集传》之上。
赵顺孙说：“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书，一章之旨、一字之义，或数年更易而后定，或终夜思索而未安。”《四书纂疏》自序杨载说：“《四书》者，王道之骨髓，五经之根柢也。”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序汪克宽说：“《四书》者，六经之阶梯，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舍是无以他求也。孟子没，圣经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诸儒先抽关发矇，以启不传之秘，而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昭至理于皦白，盖皜皜乎不可商矣。”倪士毅《四书辑释》序刁包说：“尚论诸儒，必以《四书》为标准，《四书》无所得，虽经史淹贯，不可以为学也。”蔡清《四书蒙引》序王义山说：“晦翁《四书》与《六经》并行于天地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业，为万世开太平，此书也。”周焱《四书衍义》
学术界有许多名儒都将《四书集注》奉为圭臬，将诵读《四书集注》作为每天必修的日课，成为一时风气，如真德秀“每晨起坐堂上，炷香开卷，必点校一章，从而演说其义，子侄皆立侍焉”。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后，《四书集注》风靡于世。在历史上，朝鲜是儒家化相当彻底的国度，但平心而论，朝鲜的儒学主要是朱子学，而朝鲜的朱子学主要是四书学。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韩国学术界。
《四书集注》中的许多词语，成为全社会最为熟知的名词，最典型的如“格物致知”一词。《四书集注》问世后，一时之间，许多学者开始将医学、数学、生物学等称为“格物致知学”，如朱震享的《格致馀论》，曹昭的《格致要论》，胡文焕的《格致丛书》等。明清时代，中国学者普遍用格致学来称呼西学，如熊明遇的《格致草》，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汤若望的《坤舆格致》，陈元龙的《格致镜源》等书，都冠以“格致”的名目，就连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最初的中译本也题名为《数理格致》。京师大学堂同文馆设“格物馆”，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开设“格致书院”等，也都属于此类。乃至留日的章鸿钊、留英的丁文江在归国后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大学》的“三纲领”也作为传统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广泛传播，例如，清华大学旧有的学生宿舍楼的“明斋”、“新斋”和“善斋”，就是依据“三纲领”来命名的，要求学生时刻铭记大学之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想必读者诸君都很熟悉。
元延祐年间恢复科举，鉴于《四书集注》文字浅近，说理深刻，加之在学术界得到的充分肯定，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政府决定将《四书集注》定为科举用书，明、清二朝承袭了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四书集注》都是天下学子必须首先诵读的经典，其影响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不无遗憾的是，当《四书集注》成为科举用书之后，也进入了官学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重蹈了汉代经学的老路，成为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违背了朱熹的著作本义，这是朱熹所不曾想见、也不愿意见到的结局，其间的责任是不应该由朱熹来承担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