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一方土水

作者:陈国凯




  1
  
  公元一九七九年初春。
  几天的春雨,把罗湖海关通向深圳镇的土路搞得一塌糊涂。
  罗湖海关那边来了几位西装革履的男子和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郎。他们说说笑笑,往罗湖桥方向走来。他们说的都是广府话,“点呀”、“点呀”(怎么啦),“系呀”、“系呀”(是呀)的。香港人讲英语在中国一流,一讲普通话,就像嘴里含着BB糖,比广州人讲得还难听。
  香港基本上是广东人的天下。广东客家话、广府话(也叫白话)、潮州话三大语系的人构成了香港生态的洋洋大观。香港这个小岛本来隶属广东,广东人开发的。非我族类的英国勾鼻佬后来才带着洋枪洋炮带着鸦片爬到香港谋财害命。早年,没多少人把这台风经常出没的小岛滩涂放在眼里,那时香港算什么呀,连喝水都困难。
  香港地虽然华洋混杂,母语依然是广府话。英国佬曾经想把香港的语言改成英语,从小孩开始就进行英语教育,但怎么改也改不了。英国佬在香港也是为了刮油,不真想把香港人变成“鬼佬”。有人这样形容英、美两国:美国佬是狗,吃饱了就走;英国佬是猪,吃饱了就躺在那儿,到处搞殖民地。英国佬在香港捞得够多了。香港人屙的屎运到英国,也够英国佬肥的。
  按人类学分类,亚洲大陆架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中国有个奇妙现象:从北国到南方,天气越来越热,人越长越缩水。广东人的祖先也是高大威猛的北方人,同种同族,到了南疆广东,一代代传下来,变得短小精干,变得灵动活泼。广东这地方也怪,肌肤如雪的北方姑娘,在广东居住的时间长了,也逐渐向黄脸婆转化。这奇妙的人文景观,大概是水土原因。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广东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那身材,那肤色,那脸相,那声调,那聪明的眼神,那灵动的表情,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
  香港有位高人曾经将广东人跟日本仔比较,有个高论,认为这两地人都聪明机警,都是善财童子,千手观音,都是商战高手。不过,从总体看来,日本仔比广东人的智商稍为高了一点。究其原因,是日本人长得比广东人矮。广东人常说“矮仔多计”,就是说,长得矮的人工于计谋。是否如此,只有天晓得了。
  这一行人,领头的是香港大华轮船公司总经理方辛。大华公司是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清朝就有了。香港大华公司现在直属国务院某部。今天方辛亲自出马来深圳,是为了实施公司的新战略,计划在大陆开拓地盘,发展业务,想在毗邻香港的深圳搞个工业开发区,在古老的神州一角,施展拳脚,打开禁锢,实行开放改革方略。
  方辛行伍出身,饱经沧桑的脸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刀痕,隐含英气。言行举止,有着明显的军人风度,没有一般商家佬的滑头相。香港盛产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也盛产皮笑肉不笑的滑头商人。
  今天来深圳,同行的都是方辛手下的职员。公司发展部的杨飞翔经理,戴着金丝眼镜,长得一表斯文,是商业谈判的一等好手。那一对金童玉女,男的叫曾国平,女的叫凌娜,都是发展部的业务骨干。这对青年人在香港长大,标准的香港口音。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
  
  昨天是休息日,公司里一些同事结伴到狮子山黄大仙庙宇游玩。凌娜小姐也把方辛拉上了。那儿风景幽美,钟灵毓秀。一到假期节日,游人如炽,十分热闹。
  广东人没有正规的宗教。有庙就有神。谁也说不清广东有多少神仙。香港就更古怪了。香港人的迷信出了名。相信风水八卦,流年运程。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不是观音,就是财神。电光香烛,长明灯火。好像有了这些便消灾纳福,家家安泰,户户平安。有些人挪个床位打个喷嚏都要翻查通书,看看是凶是吉。香港警察部门也供着关圣大帝的神位。香港地把中西文化鬼马神明结合一起,成为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
  说起来也像笑话,黄大仙这个神还是广州人送给香港的。黄大仙原来是广州郊区一个寺庙的神。广州的神仙多,在神仙排行榜上,黄大仙像三流歌星,没多大名气,参拜的人也不多。那年广州战乱,庙宇衰败,神仙自己难保。有个来往粤港两地的商人看见黄大仙可怜巴巴地呆在庙里,香案冷清,没有香火,一片风雨飘摇,动了恻隐之心,把黄大仙神像拎下来弄到香港,垒些砖头,立个寺庙。黄大仙到香港交了好运,被香港人越拜越大,成了香港大名鼎鼎的神仙。如今香港地,有人不知孙中山,谁人不识黄大仙!
  黄大仙庙宇前边,一位仙风道骨的白眉相士在论人断相。公司的同事看此人有仙家风骨,又听旁边的人说老者是有名的“铁嘴”,说吉卜凶,无不灵验,就争着找白眉老者看相。
  方辛人来不相信江湖术士。早在广州活动,跟广州有名的“江相派”算命佬打过交道,上过“老千”(骗子)的当,多少懂得这类人如何出“千”(行骗)。看见许多人在那儿至诚至恭地请人看相,觉得好笑。方辛看这人的神气,不像开口《麻衣》,闭口《柳庄》的土相士,倒有点像懂得“师门三宝”的“江相派”弟子。
  白眉相士皂履长袍,一把描金折扇,一副权威架步。公司文员凌娜小姐给方辛交了相金,硬要方老板看相。
  “你也多事,我这相貌有什么好看的?”方辛说。
  “大家都看。老板,你去看看相又何妨?图个高兴嘛。又不会损皮损肉。”
  大家都鼓动老板看相。方辛不想扫大家的兴,抱着游戏心理去凑凑热闹,听听这江湖术士口出何言?
  白眉老者扫了方辛一眼,问:“先生是算命,还是看相看流年气色?”
  “看相吧。”方辛笑笑。
  白眉老者出术了,一开口就下断语,出语惊人:“先生,你有异相。”
  方辛问:“何异之有?”
  白眉相士说:“先生三停得配,地阁圆丰,威藏五岳朝天府,眉横日月人中龙。不是一般相格,此乃非凡之相。先生有此相格,必主大富大贵。”
  方辛笑了:“富从何来,贵在何方?”
  “先生富从南来,贵在北方。”白眉相士话音一转,“当然,人生在世,不是一路风帆。偶有霁风淫雨,诸多阻滞,先生命宫中曾有凶星,已被‘月空’、‘地解’两星化解。雨过天清,吉星高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先生有此福相,日后的荣华富贵,非一般俗世之人所能企及。先生是聪明人,就无需我多讲了。”
  老者看在银纸分上,再送几句:“先生的运道在北,宜向北行。不过,有一点请先生留意,先生眉宇间有一股若明若暗之气,直犯天官。需谨防小人。”
  这是废话。生活中到处都有一些小人。谁不防小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常识。算命先生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
  老先生几句话,就刮了两百块港币。看来,真正能发财的还是算命先生。
  方辛笑笑。白眉老先生真的看错人了。他一辈子奔波劳碌,为共产党打天下,坐共产党的监狱。到了香港,虽然是握有实权的总经理,也是在共产党公司里做事,发不了财的。他一生坎坷,既无大富,也没有大贵。老婆过世后没有续娶,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可见相家术士之言,不过是江湖老套,见人出“千”而已。
  今天,同行的人还说起昨天看相的事。凌娜小姐跟方辛开玩笑:“老板,那算命先生可能真有点道行。昨天说你运道在北,今天就带我们北上深圳,说不准是财星高照,好运当头。我们也沾点运气。”
  方辛哈哈一笑:“你在英国读了几年大学,也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世间万物都在可信与不信之间,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有限的,冥冥之中可能真有天意。一场“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搞得乱七八糟,是人意还是天意?老板,你说得清楚吗?”
  凌娜口没遮拦,问得方辛无话可答,谁能说得清那场浩劫是天意还是人意。
  凌娜笑着问杨飞翔:“杨经理,今天人中龙出海,怎么没有风雨?”
  “风雨在后头呢。老板这次到深圳,龙腾虎跃,耕云播雨,肯定会给小深圳带来一番风雨,你们就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可不要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曾国平读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故事琼林》,自然有学问,很诗人地说了两句。
  杨飞翔一听就笑:“平哥,你肚里也有几个词了?真看不出来,还龙游浅水。你知道深圳这地方水深水浅?”
  杨飞翔笑着一开口,曾国平就收声了。要说讲古论今,论人断世,十个曾国平也讲不过这个四眼佬。你曾国平这点水平,就别在杨先生面前念《增广贤文》了。
  
  2
  
  凌娜小姐身段苗条,明目皓齿,皮肤白嫩得好像风一吹就会吹破。不论从哪方面看,凌娜小姐都算是美人。
  凌娜小姐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凌永坚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一幢花园别墅。在香港地,有花园别墅算很有身份的人家了。
  父亲是古典音乐发烧友,拥有一套很高档的音响器材和近千张黑胶唱片,都是世界名曲,都是名厂版本。他花了重资,请了声学方面的专家,装修了一间很讲究的听音室。除了处理一些商务上的事情,就在听音室欣赏音乐。音响一开,凌永坚就陶醉在音乐大师们的乐韵之中。一切世俗的喧嚣、商界的争斗,都变成朝露碎珠,流云逝水,在清雅、优美、哀婉、雄奇的音乐声中消散飘走。
  这发烧友烧的热度相当之高,在公司办公室,也安置了一套不错的音响器材,商谈业务,接待客人,也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进行。
  这位资深的音乐发烧友常跟人说,人生百岁,富贵荣华,也不过是浮云一朵,逝水一勺。只有音乐能使人进入化境,步入永恒。不懂音乐只会在商场宦海里爬来爬去的人,虽然能得意于一时,也活得太苦太累,不懂人生。
  凌永坚给朋友送礼,也很别致。他做了一些很特别的礼品盒,录几盒高质量的音乐磁带,签上他的大名,放进礼品盒,作为雅礼,郑重地送给他看得上眼的朋友。
  人家看着这精致的包装,以为凌老板如此郑重其事,送的不是金牛玉马,也是奇珍异品。一看是几盒磁带,都忍俊不禁,“凌老板送礼得个响”,已成为朋友的笑谈。熟悉凌永坚的人说,按凌永坚的资历、家世和经商才能,足以成为豪富,就因为音乐发烧把财气烧走了。
  凌永坚很疼爱这个宝贝女儿,一门心思希望女儿将来成为钢琴家。当然不可能成为阿格丽姬那样名满天下的人物。曾经是香港人妻子的阿根廷钢琴家阿格丽姬是世界上少见的天才。这样的天才与生俱来,是学不来的。
  父亲在女儿身上用尽了心思,给爱女买了一台名琴,专门辟了一间琴室,请了很有经验的钢琴教师教她习琴。希望女儿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德彪西这些音乐天才的乐韵中陶冶性情,开发智力,培育乐思。女儿就是成不了钢琴家,也会长得文雅聪明些。
  女儿五岁,凌永坚就要她习琴了。他真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女儿穿着长裙,高贵地出现在音乐舞台上,运指如神开她的独奏音乐会。那是何等值得骄傲何等令人快慰的事。
  这音乐发烧友也是烧过了头。女儿根本不是这方面的料。凌娜坐不住琴凳,对五线谱毫无兴趣,一上琴台就哭。这孩子调皮得甚至敢跟男孩子打架。
  钢琴教师对凌娜毫无办法。知道这孩子不堪造就,只好对凌永坚直言:这孩子缺乏音乐天资,难于造就。凌先生,真正的文学艺术,不是光靠技术可以造就,要讲天赋。这孩子不肯学琴也就罢了,免得误她一生。
  父亲只好喟然长叹:这孩子不像大户人家的千金。没有文气,只有淘气,将来也是劳碌命。后来送女儿到英国上大学。这凌娜也怪,女孩儿家学的是男孩学的船舶专业。学完回到香港,也不跟家里商量,自己到大华轮船公司做了文员。
  当凌娜把这事告诉父亲时,凌永坚生气了。香港的公司多得很,找工作也跟我打声招呼嘛!大华公司是养懒人的地方,这共产党的公司“左”得很。怎么要去那儿?
  凌娜说:我就想到这家公司做一做,看看大陆人怎样行船。爸,你以为大陆永远会这样?我就不信。总有一天会开放。将来世界最大的市场大概还是在大陆。你信不信?再说,在香港地打工,自由得很,东家不打打西家。我自己喜欢,你急什么呀?
  凌永坚对女儿的独断独行虽然有点不高兴,也弄不清女儿为什么有这个怪念头。但态度还是通达的。让她去闯吧。在大华公司干得不高兴,随时可以跳槽。
  凌永坚也不希望自己创立的公司变成家族式的产业。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三代而竭”。香港地那些家族式管理的企业,他看得多了,经营状况都一代不如一代,到第三代就式微了,这也是定数。
  后来,听女儿说,大华公司换马了,来了两位深圳人抓桩(主事),有大干一番的打算。凌永坚听了也高兴。他喜欢看看书报,知道大陆现在是邓小平主政,风向变了。
  知道女儿要跟老总到深圳找地盘发展业务,想搞工业发展区。他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大陆这条大龙真的舞动起来,那可不得了。
  凌娜临行前一晚,父亲郑重地跟她谈了话,第一次说起家世。
  父亲说,凌家祖居深圳。祖上是宝安地区很有脸面的显赫人家。祖父早年跟孙中山过从甚密,支持辛亥革命。在孙中山手下做过事,跟共产党也有联系。那时蒋介石还是上海滩的小流氓,后来投机革命,在广州起家,掌握了兵权,就露出流氓本相,专制独裁,大刮民财,心狠手辣,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你祖父看不得这种独夫民贼行径,不再跟蒋记政权同流合污,便举家迁往南洋。
  父亲叮嘱她:深圳笔架山那儿还有凌家太公的坟地。如果方便,就去太公的坟地烧烧香,叩叩头,清除一下杂草,也算尽点孝心。
  父亲说到这儿,声音转缓,很动了感情。父亲为人精细,画好祖上的坟地位置图,让她带着上路。
  望着父亲凝重的表情,凌娜才知道老家在深圳。深圳基本上是客家人聚居之地,人们习惯把深圳人叫做宝安客。难怪爸爸妈妈在家里常常说几句客家话。
  凌娜觉得奇怪:父亲出生于深圳,却从来不提深圳,没有回过家乡。深圳跟香港只是一河之隔,到深圳不过半天时间,再忙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父亲到过外国许多地方,就是不到大陆和台湾。不去台湾也罢了,可深圳是他故乡。是不是大陆有什么事伤了他的心,才使他与家乡咫尺天涯?
  凌娜几次张口想问,但父亲从小教育她:女孩子要多做事,少开口。大人讲话别插嘴,不该讲的事情别讲,不该问的事少问。这才是有教养人家出身的小姐。凌娜也就没敢问。
  
  曾国平跟凌娜是中学时的同学,现在又在一个写字楼当差,俩人的关系自然极好。一路上,曾国平好像是凌娜雇用的忠实保镖。这小哥哥绝对是凌娜一打拍子就跳舞、一吹哨子就起跑的可爱角色。
  曾国平长得眉精眼利,不论从哪方面看,曾先生都是一表人才。如果家底好,也是打通街的人物。曾国平极喜欢凌娜。有时看着凌娜浅浅的笑涡,听着她迷人的笑声,就会血流加快。曾国平多次转弯抹角地对凌娜表示过爱慕之情,发梦也想拥有这如花美眷。
  凌娜对曾国平却说不上亲爱也说不上冷淡。凌娜有时像和熙的春风,使曾国平心里泛满春潮;有时像一尊冷面观音,令曾国平不得要领。
  在凌娜心目中,曾国平顶多是追求她的男人队列中后排一个士兵。一道留学英国的一位同学,追了她两年,她还没有点头。你一场电影就想“埋单”(入账),也未免太天真了吧?平哥!不过,凌娜尊重曾国平这种感情。哪个女孩子不喜欢男人的爱慕男人的殷勤?这种人越多,越能体现自身价值。
  曾国平有时摸心自忖:觉得以自己的平民家世,很难高攀这高傲的千金。曾国平一百次对自己发誓:别打凌娜的主意了。三只脚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女人到处有。人生天地间,云来鹤去。大丈夫何患无妻!不论他心里怎么发誓,一看见凌娜,就觉得眼前飘来一朵祥云,金光灿烂,两条腿也像不是自己的了。
  曾国平今天来深圳的心情跟凌娜不一样。深圳也是曾国平的故乡,是他幼年时留下悲苦的地方。
  土改那年,曾国平才两岁,父亲因为解放前当过小村长之类的角色被抓了起来,后来糊里糊涂地死在关押的地方。母亲抹着眼泪,带着他到了香港。那时从深圳到香港很容易。现在香港有些地方还是深圳农民的耕地,深圳人叫插花地。深圳农民早出晚归,过境耕作,去香港就像上街。
  母亲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头挑着曾国平,一头挑着细软和菜蔬,像菜农一样把曾国平挑到香港。
  曾国平母子到了香港后,房无一间,瓦无一片,开头的日子很艰难。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只能在街边卖杂货当“走鬼”。香港的皇家警察恶得像条狼。“走鬼”难当,一听说有警察来就赶快收摊,做贼似的,整天担惊受怕。
  曾国平小时候家穷,看见母亲那么辛苦,便到报馆拿报纸当报童,当面包仔。
  那年头当报童当面包仔也不容易,也得讲地头,不能捞过界。有一次,曾国平过了界,被那边地头的面包仔打了一顿,面包箱子打翻了,报纸也抢走了。曾国平一泡眼泪,哭着回家。妈看着儿子哀哀地哭,也心里发酸,直掉眼泪。
  妈说:“阿仔,都怨阿妈命贱。别卖报纸面包了。我们是穷人,恶不过人家。你别走东走西了。阿妈到玩具厂拿点纸盒回来做。就在家糊纸盒吧。”
  曾国平就糊纸盒。有时赶工赶到三更半夜,就伏在纸盒上睡着了。糊一天纸盒也赚不了几个钱。曾国平自小受到凌辱,知道生活的艰辛,懂得银纸的可爱。
  历尽生活的艰辛,曾国平发梦也想着将来能交上好运,发点小财。希望将来有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有间“士多”店,也就是卖货档口,做点小生意,俩母子的日子过得顺一些。曾国平的人生理想也不过如此。
  后来,母亲认识了一位在九龙塘开茶楼的深圳叔公,老叔公可怜这孤儿寡妇,让她到茶楼坐台收银,算有了正当职业,日子好过一些,曾国平才有钱上学。母亲知悭识俭,积了钱搞了间杂货店当了小老板,广结人缘,生意做得顺手,总算混得个小康人家。曾国平懂得这世界要捞要搏,要混出个人样,就得勤奋读书。曾国平是聪明仔,一路读到大学毕业。母亲没有再嫁人,就守着这宝贝儿子过日子。
  曾国平是个孝子,知道母亲把他扶养成人不容易。赚的钱都交给母亲,很少自己挥霍。有些同事有了钱,就去蒸汽指压桑拿,去玩女人。曾国平还是一个处男。有的同事笑曾国平是“铁公鸡”、“孤寒种”,说他长到这么大,还不知什么是女人香,也是半个傻仔。
  曾国平不理会这些讥笑。他没有钱也不想嫖女人。
  公司的同事虽然常常拿曾国平取笑,说他是大傻。不过,讲技术,论业务,曾国平算个强手。杨飞翔经理看得起曾国平,说他做事扎实,不像那些“花领仔”,讲得多,做得少。
  这次,曾国平一说来深圳考察,母亲一听就恼:
  “深圳那鬼地方有什么看头!你爹连个坟头都没有。你去那里是哭爹还是哭爷?我早就叫你赶快辞工,别在大华公司干了,你死都不听!香港地的公司多如牛毛,你一肚文墨,哪儿不好干,偏偏去共产党的公司干。也不知你发了什么昏粘了那条线!”
  曾国平任凭母亲骂,从不还口。他到大华公司不是对大陆有什么感情,是图个自在,能腾出手来再揽一份散工,多搏一份银纸。
  这世界图什么?不就是图个钱么。香港地不讲“前途”,只讲“图钱”。香港人常说:有钱有世界,无钱街边仔。这就是OK香港。
  曾国平今天是带着复杂的心情过罗湖桥的。虽然有凌娜在身边笑着说着,想起当年母亲把他装进箩筐挑到香港的情景,不禁心头百味,无论如何说不上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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