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作者：李小江
李：印度知识界怎样评价斯皮瓦克的理论？印度女性主义学者是否认同她？她的理论在印度妇女运动中有怎样的影响？
玛：斯皮瓦克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名字，但她几乎不回印度或在印度发表讲话，她的听众绝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没有多少人读过她的著作。多年前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看过她的书。我不认为她对印度妇女运动有过什么影响，她自己也没有兴趣与我们互相影响或向我们学习什么，她只是对各地的学者个人有些影响。
贫困与“发展”
李：印度大学里的教授会不会走出校园到农村去做“发展”项目？已经有了职位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帮助底层的人们摆脱贫困？我是比较中国的情况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中国，我们有这个义务，我本人也一直在做妇女的发展项目。你做过这样的项目吗？
玛：当然做过，我们也许有相似的地方。
李：西方有些学者因此看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发展”很奇怪，认为“发展”主要是政府的事。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是要跟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对政府和权力起到监督和批评的作用。我知道，在印度，很多知识分子对“发展”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在我们这里，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搞“发展”，与纯学术研究相比较，更多的人在关注社会问题，因此很多学科都会跟社会发生关系，有很多人在做发展项目，妇女研究领域中尤其突出。
玛：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妇女研究学者，甚至那些不做妇女研究却对妇女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影响国家政策。上一代的许多妇女研究学者相信，一九四七年独立后，诸如“贫困”这样的问题在印度并没有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影响国家政策。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六十到七十年代，我们实行了干预女性就业的“五年计划”政策。其中关于妇女的章节中确立了健康政策，是针对妇女的；确立了教育政策，考虑到了农村女孩的教育问题；确立了就业计划，保证职业妇女的社会地位……政府和做这种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使得人们以为妇女研究就是一种社会工作，只是有关就业计划一类的事情。学术界中许多人因此认为，“妇女研究”就是你要在什么地方做项目，为贫困的妇女做事，不谈男人的事。因此你不必提教学问题，不必提政治问题，做项目就行了，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对此我提出了批评。妇女研究和学术、知识分子、课程、学科同等重要，跟每个人都有关。
李：西方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说妇女研究，一般只是理解为“女权主义运动”，不会跟贫困联系在一起。“贫困”是我们两个国家共同的问题。跟西方学者谈这个问题很困难，他们的理解是“我富你穷”，我可以帮助你，“发展”像是一个大筐，把所有与贫困相关的事都放进去了。我们就不同，怎样认识和对待贫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玛：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和很多不同的地方。至今，贫困仍然是主要问题，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印度发展的主题，做起来非常困难。在印度，人们对政府做什么和怎样做有很多批评，主要针对普遍的失业和土地改革，部分是针对佃农、中等农场主的土地拥有权和大多数人无土地的问题。今天，因为“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化”，我们的政策改变了。对新政策也有很多批评，说它只重视“全球化”，引进了国际公司，引进了资本主义，认为“发展”就要靠引进外资，以为资金引进后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就有“发展”——但它也引发了全面贫困问题，许多农村地区与城市化隔绝了。市场化进入到农村，在一些省出现了严重的农民问题，一些农民负债累累，还不上债，自杀了。他们此前试图把棉花、咖啡当作商品去种，但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市场价格，没办法偿还债务……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全球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贫困问题。农村的许多妇女组织都在关注这些问题。左派妇女组织继续批评“全球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新问题。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批评是不够的，主张给妇女贷款，让她们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支持“全球化”的，把妇女组织起来，让她们走向市场，让她们组织自己的公司，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我们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像小型银行、小额贷款等等。还有一些左派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政府的政策，认为政府还是应当把社会的公共福利和社会问题承担起来，不能把这些问题只留给非政府组织去做：你都让妇女自救和自己发展，那你这个政府干什么？新上来的政府就说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
李：我知道你对“后殖民”问题有过专门的研究（《有差异的错位：女权主义理论和后殖民历史》）。在你看来，“发展”在印度是“国家主义”概念还是“后殖民主义”概念？它是原发性的（比如在中国），还是先前殖民主义的结果（比如在拉丁美洲）？作为一个目标，它是否（曾经）得到全社会乃至印度知识分子的认同？
玛：独立以后，“发展” 最初被一致当成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在调解斡旋国际资本，促进消费市场，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超出中产阶级和城市范围，农村地区显得滞后不前。即使在城市，也开始出现中、上层社会和贫民区的穷人之间的不平衡。一个让人忧虑的突出问题是，今天的中产阶级好像不如上一代人那样关心贫困问题了。
李：几十年过去了，印度社会在“发展”中多大程度上解决了“贫困”问题？
玛：没有，我们根本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政府试图通过统计数字来表明贫困正在减少，然而，它减少得非常缓慢。比较起来，政府对减少人口所做的努力远远大于制定直接针对贫困的经济政策的努力。
李：印度提出要解决贫困问题的时间比中国还长，可是，你不能不承认，相比之下，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有成效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都会把解决贫困当作自己一个真实的（而非虚设的）责任。因此我有一个想法：贫困问题的解决是否也与社会体制有关？在印度，阶级、种姓、家族、宗教团体之间的差异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政府怎么穿越种姓或宗教之间的差异直接面对“穷人”？我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富裕阶级和私有制本身，是否就是印度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大障碍？
玛：是的，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批评。尽管我们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尼赫鲁说我们应当是社会主义，应当实现很多事情如土地改革，但我们从没有实现。少数很大的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部分土地在中等佃户和中等农户手中，而底层农民却没有土地。甚至在现在，印度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们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却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尽管我们现在确有一些经济增长，也只是在较大的城市里，在某些人和某些阶层中，农业经济是停滞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完全没有保障——这是我们批评“全球化”的主要原因——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农业完全没有保障。一个农民这一年干得好，价格很好；下一年价格就下来了，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很快就破产，没有来自国家或其他人的经济保障，完全不稳定，从来不知道今年、来年会发生些什么。人们没有安全感，这个问题是普遍的，因此他们感到生活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