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作者：李小江
玛：我们必须给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迫使他们去做发展，以保证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政府，左翼党派给予政府一些外部的支持。有些很简单的事可以马上就做，例如“提供食品”项目。我们有很多谷物、大米存放腐烂了，但人们却不够吃。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必须做一些公众工作，提供食品，做发展，改进学校教育等，但世界银行对这一切不感兴趣。在印度，我们因此对“全球化”持批评的态度。
“后殖民主义”问题
李：我看“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迅速推进，至少会带来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以西方价值为准的“一元化”趋势，对世界的多样性是很大的威胁。二是“后殖民主义”问题，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主权和主体性。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日益成为一个“生存单位”，它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着国民的生存品质。 比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会考虑到女性中的弱势群体，诸如“下岗”女工，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等等，政府在扶助“问题”妇女、缓解社会问题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外部世界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援助，在“发展”的旗帜下，可以以“经济援助”（金钱）和“文化交流”（话语）为载体，畅通无阻直接进入和直接作用于发展中国家。 这就出现了一种怪诞现象：在西方社会中，能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和组织多半是“开明和进步的”，其学者队伍中不少人具有“后现代”意识，对“后殖民主义”倾向持警惕和批判态度。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后现代”在“发展中国家”登陆，本身就可能成为“后殖民主义”的一支劲旅。与老殖民主义不同，它的目标不再是强行“推行西方文明”而是“帮助落后地区发展”。当然，这种“援助”和“交流”都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之所以说它是“后殖民主义”的，表现在运作过程中：同老殖民主义一样，“外来的因素”可以在表面上帮助一个地域的人们打破封闭，改善经济状况，却可能在“帮助”的过程中将“本土”的“主体性”悬空，使之完全丧失内发动力和自主自愈的能力以及它原本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多样性——当“后现代”连“主体”本身的意义也一并“解构”了，你在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还有多少回手还击的余地？ 因此，必须有知识分子在“文化交流”中对“本土”主体身份和价值的坚守，它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利”上：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和判断？为谁说话？为什么说话？说给谁听？当你用人家的价值判断去解释你的情况，“交流”便可能成为单向的“后殖民化”过程，主体的丧失是与“本土性”的丢失同时完成的。我在非洲做过考察，非洲很多国家是这样的例子。印度或许也有同样的问题？
玛：是的，就是这样。政府软弱，受美国政策的影响，受世界银行政策的控制，因此我们才非常强烈地给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至少要做些事情。
李：在印度，政府的力量比较弱，这是不是也与殖民传统有关？对于今天的印度，美国和英国谁的影响更大？是否可以理解为“西方势力的多元化”？在我看来，过去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的“全球化”中，印度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多元的殖民地。
玛：我们这里确实有一系列的西方势力。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毫无疑问英国是我们最强大的殖民者。今天，印度不再明显地被开拓为殖民地，而政府却开始跟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政策，非常急切地想和美国的政策“合拍”。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从我们的地盘上消失，它的势力是减少了，只在语言和高等教育方面还在极力坚持着。 事实上，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在文化上却想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现在我们称自己为“印度（教）”（Hindu）而不是印度人（Indian），强调宗教的文化价值。
李：你的意思是作为“印度”，统一的民族性被宗教瓦解了？这倒让我理解了V.S.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观点，他对印度的未来很失望，是因为对印度知识分子精英失望。你怎样看奈保尔？
玛：非常复杂，很难概括，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只是喜欢他过去的著作。
李：印度是否有一个针对“西方”的民族主义精英阶层，即“本土的知识分子”？
玛：殖民地时期以及这之后，印度知识分子都很活跃，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印度是一个大国，我们很幸运我们有很多国家级和地区级的大学和学院，高等教育主要使用英语，但在我们印度语言中也有活跃的知识分子文化（主要是在文学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关于“西化”和本土身份方面的争论，就像你在书中（《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所说的，有许多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我们的问题是：产生于殖民时期被看作是“本土”的东西或“印度传统”是由那些所谓的“东方通”定义出来的，而他们全是西方人！问题因此变得很复杂。
（Mary John: Discrepant Dislocations: Feminism,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