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作者：李小江
“全球化”问题
李小江（以下简称李）：最近几年，西方的左派一直在批判“全球化”，因为从表面上看，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直接损害了西方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现在一说到“全球化”，好像就只是资本家、跨国公司受益。中国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前不久，我们和在大连的日资企业的工人座谈，他们从个人角度谈到“全球化”的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评价是正面的，认为“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改善了。可见“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谈道，印度的左派反对“全球化”，我的问题是：“全球化”在印度对底层社会的影响是否也会与西方的有所不同？如果不同，你们的左派在代表谁说话？我想了解，印度底层社会的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他们在哪些方面受损？哪些方面受益？
特拉斯威尼·尼兰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印度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特）：我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混合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确实得区别去看。在印度，“全球化”是带来了很多新的公司，新投资建立的企业创立了很多工作机会，确实，有些工作招收的女工更多。在农村，农民和农场主并不知道“全球化”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只是今年的农产品落价了，卖不出去了，为此数千人自杀，“全球化”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灾害。如棉花公司兜售的转基因种子，你每年都得买，被它套住了。这都是世界银行参与做的，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在中国，有一天你也会看到这一点，看到“全球化”另外的一面。 反“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工会和工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多的反“全球化”运动有关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反资本主义等等也都包含在内，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
李：问题就在这里，关于“全球化”，来自知识分子的“正面”的声音似乎只能有一个，就是“反”。把这样重要的历史现象变成政治运动，一说到它就要你表态，然后就是打仗，好像是一次新的“站队”，你反对它，你就是“政治上正确”。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无论对“全球化”还是其他任何社会现象，首要的是认识，根据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这才有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能不能把“反对”或“支持”这种情绪放一放，先把问题弄清楚了再说？不要拿其他地方的例子说事，先把你自己这里的情况弄明白行不行？比如在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农村和边远山区）是希望介入到“全球化”之中的，想“进去”（进入外企），想“出去”（出国），因为事实证明“进入”和“出去”的人多半已经从中受益了。也可能明天会出现新的问题，但那是以后的事，是发展中的问题。今天你不让他“进去”就不行，就等于剥夺了他可能发展的机会。因此，在我们这里，如果你真要代表大多数人说话，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你就不能仅仅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还必须从“现代的”乃至“现在的”立场出发去认识问题。
特：这种研究在中国已经做了吗？
李：已经有些人从不同的领域做专门的研究。中国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叫“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前奏，一块舆论的敲门砖，中国人是在“走向世界”的总动员中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全球化”的，这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玛丽·约翰（以下简称玛）：我感到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的不同，你们有社会主义背景，你们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全球化”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你们这里有很强的国家的保护作用，政府对很多事情可以进行控制，还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传统，强调国家主权和底层人民的利益。在印度就没有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裸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面对强大的西方势力，面对跨国资本，觉得很无力，很孤单，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才有力量。
性别的策略
李：但是在女性/性别研究领域好像就不是这样，西方女权主义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迅速传播，几乎是畅通无阻的。女性/性别研究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在西方社会至今是弱势的，当它进入中国时，以“话语”和资金为载体，通过各类基金会的推动，很快成为强势，只要你做“发展”项目，你就得知道“性别”，在印度也是这样吗？
玛：有意思的是，在我研究“性别”这个概念时发现，它在印度是作为一种捐赠的概念出现的，而不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性别”进入思想界，是以“关系”的方式进入的，似乎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要谈性别，你就不能只谈女性，必须把男性、男性的标准同时考虑进去——这就是“性别”进入印度的方式，确实也跟西方的基金会有关，是以“捐赠者”的身份进入到印度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妇女组织和女性主义者反对引用它，因为在印度，我们经常使用“父权制”来解释类似男性权利的东西。“父权制”这套解释系统在印度非常有用。即使现在使用“性别”这个词，也要涉及到“父权制”，很大程度上，这只是试图使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美国捐赠者满意，因为他们要求你把“性别”这个词儿加到你的项目里去。但我很肯定“性别”的使用，我认为它是建设性的。尽管“性别”不能取代“父权制”理论，但我们可以用性别视角看印度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中与男女相关的一些因素诸如阶层、种姓等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完全放在“父权制”系统中认识。
特：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语言本身的使用。你们在妇女研究中使用“gender（性别）”，需要翻译，可以说它来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这其中就会有一些斗争。印度和中国不同，印度使用英语很长时间了，我们用gender这个概念已经有五十年了，在字面上就是英语的。我们的妇女运动大约也有二百年的历史，从妇女参政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妇女群众运动，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印度很大，人们平时使用不同的语言。我们也经常交谈——就像中国学者们用汉语互相交谈——但使用的是英语，因为那是我们受教育的语言和知识水平的体现。 但我们和住在西方的印度学者或西方在印度的学者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很少联系，比如斯皮瓦克（Chakravarty Spivak，印裔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她是美国学者，不是印度学者。英语是我们自己的主要语言，不是一个对外的问题，比如campaign（参政运动）和mobilization（群众运动），这些都和印度人、印度的问题有关，但我们用的是英语，你不能从这个词汇中简单地分离出哪些是印度的哪些是西方的。即使我们和英国、美国一样都使用英语，也存在着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李：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们都使用英语，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你们在与西方学者交流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其他的障碍吗？
尼威蒂塔·梅农（Nivedita Menon，印度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以下简称尼）：我想应当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位置（location）”，即不同文化所导致的“政治地位”问题。
李：在交流中是否会有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
尼：这是不同的。当我们谈论妇女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三种人谈：在社会上互相需要的人、有共同知识兴趣的人、有共同政治兴趣的人，因此你会遇到妇女运动的各种声音或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声音——如果你遭遇到这些，就会听到民族主义的声音。现在印度尽管仍然保留着学术性的妇女研究，但有另一种重要的、不同以往的倾向：出现了许多非常强的关于妇女的非政府组织（NGO），依靠国际基金搞活动, 许多所谓的“妇女研究”实际上是由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做。她们更容易、更能够使用某种概念，比如性别。过去在我们国家，没有把“性别”作为争取基金的策略问题的争论，因为“性别”很久以来就已经被印度的妇女研究学者掌握了。“性别”过去只是被表达为一种身份，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因为申请基金的需要，它变得很重要了，一时成为非政府组织圈子里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使用海外基金进行妇女研究，而学术界的妇女研究却不能在必要时得到资助，因此两者之间经常出现争论。目前，非政府组织的势力很强，表现出与西方紧密的关系，因此它们总是使用和西方相同的话语、相同的概念；而像我们这样的学界人士，更强调本土的位置，即本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