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接受中国的崛起（下）
作者：查默斯．约翰逊
新保守派长期以来的一个信条是，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敌对的权力中心的发展，无论它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这意味着，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把它视为下一个可能的敌人。二○○一年，执政的新保守派把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的目标从俄国转向中国。他们同时开始定期与台湾进行有关防御该岛的高层军事会谈，对亚太地区输入新一轮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并花大力气促进日本重整军备。
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国海军EP-3E间谍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沿海上空相撞。这架美国间谍机当时的使命是激活中国的雷达防御系统，以记录中国派遣拦截机所使用的发射装置与程序。相撞之后，中国战机坠毁，飞行员丧生；而美国飞机则在海南岛安全降落，机组的二十四名特工人员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善待。
人们不久就清楚地看到，中国其实无意于与美国对峙。但中国不能立即放回间谍机的机组人员，因为那无疑会激起国内的强烈反弹。因此，此事耽搁了十一天，直到获得美方形式上的道歉——因其在中国领空的边缘造成中国飞行员丧生，以及其飞机未经同意在中国军事机场着陆。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则把美国机组人员称为“人质”，怂恿他们的亲友在其居住区的树上系黄缎带，大喊大叫地要美国总统以最严厉的手段使他们得到释放，并连篇累牍地批评中国对媒体进行国家控制。不过，他们十分谨慎地避免提及一个事实：美国在自己的国境线上设定了二百英里的战机阻击区，远远超出了其领海的划定。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布什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被问及，他会不会“尽美国军事之能”为保护台湾而与中国对峙。他的回答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台湾自卫”。美国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九一一”，届时中国积极地加入了“反恐阵线”，而美国总统和他的新保守派们则忙于应付他们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此外，美国与中国对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纽带十分满意，共和党的商界大佬们绝不希望它受到破坏。
中东问题因此成了新保守派亚洲政策的核心。当美国人疲于应付之际，中国潜心于将近四年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潜在枢纽。急遽工业化的中国也刺激了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巨大胃口，而这一因素把它带入与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竞争之中。
在二○○四年夏季之前，布什的战略家们在被伊拉克问题弄得心烦意乱的同时，再次警觉到中国正在崛起的能量以及它挑战美国在东亚霸权的潜力。八月，共和党在纽约召开的全党大会上宣称，“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那个夏季，美国海军进行了号称“夏季脉动二○○四”的军事演习，在海上同时部署了十二个航母战斗群中的七个。一个战斗群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般包括九至十个空军中队总共八十五架战斗机）、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进攻型潜艇和一艘弹药、油料综合补给船。同时展示七个这样的战斗群在美国海军是空前的，其开支之高昂也是惊人的。尽管实际上只有三个战斗群被派到太平洋，每次只有一个在台湾海峡巡弋，中国对此仍产生了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十九世纪炮舰外交的现代翻版。
美国的这一武力秀与陈水扁十二月“大选”之前的言论似乎大大激励了台湾。为了缓和气氛，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向新闻界宣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仍然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坚定的政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两岸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致因此破坏所有人都追求的最终结果——重新统一。”
鲍威尔的声明听起来并不含糊，不过令人怀疑的是他在布什政府中的实际影响力，换言之，他是否能够代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二○○五年初，美国中情局新局长戈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雅各比告诉美国国会，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他们警告说，二○○五年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必须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予以较二○○一年远为严厉的审视。
在这一背景下，加之布什连任成功，国务卿之权柄由鲍威尔向赖斯的转移，布什政府打出了它最危险的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它与日本签署了新的军事协定。日本第一次携手美国政府，把台海安全问题作为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没有能比这一变化更引起他们警觉的了：日本以宣布其干预台海的权力决然地中止了奉行六十年之久的和平主义政策。
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将让位于中日之间的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不祥之兆。若如此，则美国将负有唆使之责却毫无控制之力。中日冲突的导火索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毕竟，“二战”中日本在东亚范围内杀害了二千三百万中国人，这一数字高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但日本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它在历史上的战争罪行。相反，它不断地重写历史，把自己描绘成亚洲人的解放者和欧美帝国主义的牺牲者。
小泉纯一郎在二○○一年出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每年重复这一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触及创痛的举动。小泉对外国人说，这一活动仅仅是向日本的战死者致敬。然而，靖国神社并不是一般的军事墓地或战争纪念馆。它是日本明治天皇于一八六九年修建的一座神道教圣殿（不同的只是其牌坊拱门使用的是钢材，而非传统神道祠堂所使用的红漆木材），用以纪念那些为使日本回到直接帝国统治而战死的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管了这一神道祠，并把它用来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今天，小泉被认为是把热情投注给了将近二百四十万为国捐躯的灵魂——这些死于一八五三年以来的国内和国际战争的日本人。
一九七八年，东条英机与其他六位战时领导人（均被盟国作为战犯处以绞刑）被集体供入靖国神社祀奉，其原因至今不为外人所道。神社目前的最高住持否认这些人是战犯，他说，“这是胜者对败者的论断”。在神社的一个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架完整复原的三菱52型战斗机，其说明文字记载道，这一战机于一九四○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完成其首次战斗飞行。我们可以相信，当二○○四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举行时，中国观众在听到日本国歌时大作嘘声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靖国神社的领袖们一贯声称他们与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然而，已故日本天皇昭和最后一次参拜神社是在一九七五年，而现今天皇明仁则从未参拜过神社。
参拜神社问题在二○○四年十一月的两次重要峰会上达到高潮：一次是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紧接着的是东盟（ASEAN）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会议，与会者中有中、日、韩的领导人。在圣地亚哥，胡锦涛直截了当地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以考量中日之间的友谊。似乎作为对此一要求的回应，小泉在万象会议上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作为日本外交援助受益者]该毕业的时候了”，暗示日本意图单方面结束它对中国二十五年的经济援助。“毕业”一词还传递了一个侮辱性的隐喻，即日本以老师自居，引导中国这个学生。
小泉随后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讲述了日本努力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对此，温家宝回应道，“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日战争？”温指出，中国并不需要日本的援助；中国把日本的外交援助看作是对它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害之偿还。温进而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而日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对中国援助了三百亿美元，只是德国对纳粹受害人赔款数目八百亿美元的一小部分，而日本较之于德国人口更多，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