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作者：严海蓉
在无为，一般认为八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小保姆”是后来兴起的几十万打工大军的开路人。到了九十年代，无为县有超过二十万人在外打工，使该县成了安徽省最活跃的劳务输出地。八十年代，安徽的媒体很喜欢把毛泽东时代和以后年代的妇女外出做工进行比较：老一辈是为了“生存”，而年轻一代由于她们思想活跃，则是为了寻求“财富和知识”。通常还认为这些年轻妇女在集体生产解散后变成了富余劳力，在输出地和输入地的“推拉”作用下，走向城市的家庭劳务市场。官方媒体和学术界主流都庆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观的大调整，认为“拨乱反正”终于使中国上到“发展”的正道上来了。马克思曾指出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里只看到原始积累是自由和解放，今天（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看到的是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这是无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
我认为不能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看成是一种推——拉力量作用的反映。在这里，我通过农村青年女性对外出的向往来讨论农村年轻女性个人主体的形成过程与改革过程中中国城乡关系调控的一些关系。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妇女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她们的前辈已有巨大的不同了。一次又一次，我听到外出做工的农村姑娘们反复说着一个感受：“在农村没有出路。”改革时代的现代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不同的现代性方案下，城乡关系有重要的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是以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特征，而改革时代则是以中国重返和认同全球资本主义大市场为特征。相比较而言，在毛泽东时代，政策的倾向对城市不怎么优惠。现今的一些海内外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政策是遏制城市的。当时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城市是被改造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久就制定了旨在进行积累和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发展策略。就城市而言，发展策略就是要把中国的城市从颓废的、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投资和计划的重点不强调城市的扩展，资源的配置和供给也不倾向于现有的城市，尤其是沿海的大城市。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是对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模式的一种放弃，转向依靠中国城乡老百姓自发的热情和创造力来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其中，农民的热情和创造力占有很高的地位。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小规模工业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对其重视的程度可能甚至大于城市里的苏联模式的大规模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搞了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大规模地向中国内陆省份转移，客观上促成了工业在整个国家的一个更为平衡的分布。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是意识形态的高地，是城市知识青年锻炼自己的广阔课堂。大寨是全国的样板，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的主体基本是农村，而不是工厂。尽管目前学者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策略上是否有反城市的倾向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那时的发展政策的确把以往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业化和城市的特权地位的共生关系割裂开了。当时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在“艰苦朴素”中求得发展。
在改革时代，国家现代性的标志是转轨和接轨，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打入国际市场，国内服务行业的兴起，所有这些都靠着大量的流动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撑。这个重大世界观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个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这个双方面的过程从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几个层面展开。
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转轨以来，城市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车头，在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建设中占着制高点的地位，从“生产型”城市向“企业型”城市的转变。无独有偶，戴维·哈维在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发达的资本主义时，分析了在灵活积累的机制下，城市的职能从“管理型”（管理社会服务）走向“企业型”（确保投资和发展）的转变。一九八○年后，为吸引外资，中国陆续建立了经济特区。在国家的新的经济部署中，重点城市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纽带，在资源的调配上得到国家的优先考虑，在决策上比原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断地扩大其规模效应。一九八二年的经济发展十大方针里，有依靠大城市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这一条。Kirkby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这种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评述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毫不犹豫地承认其主要目的是强化城市和地区的等级关系。他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制度化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九八五）。从一九八三年开始的类似“市管县”这样的行政体制改革，让城市摆脱了过去管制它们的专区一级的领导，使城市能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直接利用周边区县的资源劳力。这样，城乡统筹的发展原则和专区作为它的某种制度保障被抛弃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职能的重新调整，城市又重新具有了现代文明中心的优越地位。“现代”和“文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建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它们指代资本和发展，而且在城市里拥有了永久居留权。一九七八年，国家下达了一条行政指令，把城市工商业利润的5%用于城市的住房、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这之前所有的资金都是用于国有企业的再生产投入。这道新的命令带来了八十年代初期城市建设的高潮。
一方面国家使城市发展在策略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断下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 是总投入的7.1%，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间为11.3%，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为17.6%，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为10.7%，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为9.8%，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为10.5%。而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却下降为5%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则进一步降到3.3%（Kam Wing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改革开放的十一年里，即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中国总的基建投资从五百零一亿元增至一千零七十三亿元，增幅为240%。而这一时期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只从五十三点三亿元增加到七十点四亿元，只有34%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农业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例从一九七九年的10.6%下降到一九九二年的2.8%和一九九四年的1.7%。当然仅从这些投资数据上来比较两个时代的农业农村政策是非常片面的。此处罗列的数据不是用于概括，仅仅起一个示意的作用。这些财政数据还没法反映建国的头三十年里农村小工业和城市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对水利、造田、治洪、农村医疗、农村教育方面的巨大的政策人员和间接的财政支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