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

作者：严海蓉

　　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这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的确一度出现过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兴旺局面。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要归功于杂交水稻改良、水利体系的完善、化肥生产线的引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提高和放松了对农产品的统收统购。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一九八五年由于化肥和杀虫剂的生产转为市场调控，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比两年前的一九八三年分别上涨了43% 和82.3%。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却下降了28% (高默波，Gao Villa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到了一九九八年，种一亩水稻的收入一般在二百到三百元之间，种一亩棉花的收入一般在五百元左右。据政府的内部统计资料，城乡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零点五九，超过了报警线零点四。无为县的一个乡镇党支书公开承认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们那里的农业生产就一直停滞不前。尽管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些年里，城乡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但在一九八五年后又开始拉大，到了九十年代则更大，比一九七八年前还要大。与此同时，随着农村改革，生产私有化，过去有限的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和医疗保障也消亡了。
　　农村成了国家经济投入策略中被遗忘的一块荒地。在农业生产低迷不前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落后”和“传统”这样的字眼也成了农村的代名词。在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新的现代性的观念在形成，一种新的参照系在形成，这使人们对历史，对过去有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描述和诠释。过去那种纵比旧社会的豪迈和自信感觉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我们的知识精英横比西方，认同西方人眼中看这个农民大国的感觉——“贫穷和落后”。
　　城市目的论不断地把农村包围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意义表述体系中，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建立在把农村作为封闭没落的他者之上，使农村除了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外，除了是空洞的“传统”和“落后”的代名词外，不再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是意识形态上农村的虚空化。今天在城市里，“农民”成了愚昧、无知和不文明的代名词。这种把农村构建为传统的荒原、把海外投资热地沿海新兴的城市当作文明的窗口的八十年代启蒙话语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二十世纪早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巴龙（Tani Barlow)指出，这两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都是借用一个想像出来的普适的西方现代性所具有的权威，把“中国的传统”放在了惊人类似的位置。
　　农村的虚空化更深地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在许多地方，土地从生产田变成了福利田。学者和政府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的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在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劳动力外流导致大量土地被抛荒。这种抛荒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无为县，农户一年种一季而不是两季是很平常的事，当地的农业通讯称之为“半抛荒”或“隐性抛荒”。如果专家学者们称外出的年轻人为“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抛荒田该是农村富余土地了。八十年代种田还能带来收益，而现在不同了。农民们说，种地只是为了保口粮。各种资本组合的大小企业正在把数以百万计的青春年华的农村劳动力吸进他们的血汗工厂里，没有福利和保险。每年数以万计的工伤残病劳动力回到农村老家，依靠最后的福利田活命。在市场变幻莫测的供求关系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大积累的大潮中，在不管什么企业都想在这个过程中分一杯羹的喧腾中，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而吸收伤残病余人口。所以，出来的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当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付他们在城市里进行后代的再生产时，养育下一代的任务则由农村来承担。八十年代的生产责任田到了九十年代变成了活命田，用来养活那些伤残病余人员和下一代农民工。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农村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在这样日益萧条的农村，他们看不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所以，“在农村没有出路”是他们对问题的最准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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