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
作者：卡斯特斯等
邹德慈：当代技术革命最主要的标志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不同于一般的工具和手段，在很多方面和领域确实产生着比较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可是，它终究还是一种技术、一个手段，终究还不能取代我们的头脑。关于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运动、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不大支持那种反对全球化的观点。中国怎么可能把自己放到全球化的运动之外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是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全球化不仅发生在经济方面，文化、科学技术等等其实都是在全球化。文化上的全球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接受。说到城市化，卡斯特斯先生说到的这种趋势，在中国确实存在。确实，对于未来会怎么样，有很多未知数。我们希望能够总结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包括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形态。不过，我不希望中国的大城市像洛杉矶那样，到底该是什么样？现在还没有答案。
冯刚：我想问，全球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民族的生存方式、表现方式，文化的形态，以及我们生活的空间形态……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一理想状态是什么？再进一步地说，就是怎样建立一种和谐的全球化形态？
卡：我同意邹先生的观点，对于全球化，目前是没有回头路了。但是，全球化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具体说到空间的问题，目前的缺陷是，没有能力建立起与新都会区域的广绵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以让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也没有为其发展出文化交流的结构，让都会区域的居民仍然感到他们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空间中。如何建立一个系统让都会区域与其附属地区的人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得到有效的交流，是非常关键的所在。目前，这一危机正在蔓延，而市场化在其中起着作用。在这方面，洛杉矶确实是个很不好的例子，而中国现在似乎正在向这个方向走。再譬如墨西哥市，也是一种都会区域的例子，二千三百万人挤在一个城市里。总之，现成还有很多反面例子，告诉我们不该像那样发展，但我们却仍然在朝着那些方向发展，这说明，现在支配这一过程的背后力量不仅仅由人的智力决定。目前也有比较好的例子，但可惜都不是大都会区域，如美国的波特兰就规划得很好，但这只是一个都会。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是重新规划的一个好例子，它提供了两点经验：首先，应该把各种职能加以分散化，不应该把一切都集中在一个核心区。似乎，北京有一点儿太集中了。巴塞罗那通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把一个大都会区域分散成很多的中等城镇。第二点尤其重要，就是创造有共同用途的公共空间，让人们可以在其中一起分享。如果人们被限制在各自的住处与工作地，每天花三四个钟头去上下班，没有公共空间可以共同分享，那他们就不会产生大家是在同一个空间生活的概念。总之，在城市化过程中，既有控制得好、管理得好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不过，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控制住城市化，却被城市化所控制。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黄锫坚：今天，我们做采访报道的时候，可能是先在农村采访一个农民的协会，紧接着又去采访一个城市中的文化沙龙。就是说，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中穿越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时空，或者感觉在不同的时代之间过渡。现在，在中国的农村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景象，可是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却是和欧美同步，有高科技、非常时尚的东西等等。这些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碎片化？
卡：在我看来，新闻业也许是今天这一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当今社会的公共空间恰恰是媒介的空间，人们是通过媒体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得到准确或错误的认识。目前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中国的城乡关系、农民的条件等问题。如果说到沙龙与这一切的关系，也许倒并不在于沙龙的精英化，而在于沙龙中的人士怎么能够认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事情就不应仅仅是让基层社会来向沙龙文化靠拢，而是沙龙文化去认识基层社会中发生的种种。
黄士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北京目前同时存在着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北京作为发达国家生产制造业的接受角色，在都市的外围形成了“现代化制造业带”；但是在中心区出现了类似发达国家的过程——比如像正在建设的CBD——也有人叫做“总部经济”，就是想要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生产控制中心。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主要是作为制造业基地，是生产转移这样一个主要趋势的接受者。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趋势，就是大量地建设CBD，想要从规划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生产控制中心，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生产工场，制造业的分布当然会影响到城市的结构。传统的制造业已经从欧美的大多数城市中消失，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但是，那里也还存在着商业贸易和服务的产业，而服务业同样属于制造业。因此，CBD的作用，一部分是作为各种商业职能的总部，一部分在于制造功能——制造信息和服务。因此，涉及到北京的CBD规划，首先该弄清的是，这里仅仅是作为地区的、国家的、国际的商业活动总部，还是同时要开展规模巨大的信息和服务制造业，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样一种制造业是很容易迁移到其他地区的。在都会区域的构架中创建多元中心，这一概念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受到重视，并且，有些时候可以由政府来牵头进行。比如智利政府就决定把政府的行政部门分散到不同的城市，以及都会区域中的不同地区，这就给各种社会活动的分散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借助新的信息技术，有可能在分散化的情况下同时做到高度控制、工作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对都会区域的结构加以去中心化就成了很重要的一项策略，不过，中心的多元化、原子化不仅仅是涉及人口，而且是涉及人以及其活动这一整体。这意味着工作的分布相对更加自由化，人不一定非住在他工作的地方，但这就要求良好的交通系统，而且一定是大众公共交通系统。在这方面，中国最好不要学洛杉矶的例子，一切都靠私人小汽车和高速公路，这样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
谈绪祥：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包括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很严重；我们做城市规划，出发点确实是想解决城市的发展速度问题，但是在过程中发现，由大背景带来的问题可能更严重。所以，最终，我们可能更注重社会学家所讲的“防止边缘化”，防止出现更大的社会差异。全球化的核心还是经济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新的经济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目前这种高速的城市化和区域协调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积极推进经济的发展之外，在社会协调方面，除了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去扶助弱者，强调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另外还能做些什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在刚才讲到的文化的主题上，或者在一个社会的信仰、信念上，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卡：目前北京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举办奥运会。巴塞罗那就非常好地利用了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来提升城市。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在办好奥运会的前提下，利用相关的投资来改善城市的长期使用设施，如交通、环境、住房等等关键问题。他们列了一个重要问题的名单，然后琢磨如何把所有待建的项目、设施结合在一起，来实际提高生活的质量。如奥运村就设在海边，位于城市的郊区，房屋的质量很好，奥运会举办之后，就成了新的生活区，但却不是以富有阶级为目标。这就是我的建议：应该仔细计划有关奥运会的建设，从城市的长远需要出发。因此，就应该采用一种开放参与的方式，让市民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巴塞罗那的成功之一，就是成千上万的市民志愿参与到准备、组织、清洁等等工作中，这个参与不仅仅是开办奥运会的这两个星期，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在同时建设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而不仅仅是硬件。一个像北京这样还在发展中的城市，可能面临的一个巨大危险，就是造成社会的极端分化，城市的某些区域非常完善，作为一种国际秀，有着高收入的人群、国际水平的酒店、良好的服务设施等等，为此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提高这一城市核心区的生活条件上。例如，城市涵盖的面积很大很分散，处处存在着很严重的交通问题，但是，所有的预算却都用在为富人解决交通困难之上，从而加剧了社群隔离。城市的原子化、多中心化，并不仅仅在于改善规划、改善服务设施等等，而在于减少城市中的不平等。就我们所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贫富极度分化的过程，这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就有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