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
作者：卡斯特斯等
卡斯特斯（以下简称“卡”）：也许应该强调的是，我在过去二十年所做的研究，不仅联系于目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也联系于整个的社会转型，联系于世界的进程。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型，但是，世界也同样在经历转型。由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所以，这两个转型是相互交叉的。世界的转型以及中国的转型，都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经济等等的发展，而且主要取决于人们怎么去做，这包括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政府，人类的行为将决定这些变化。所以，我在分析当中，一直试图理解技术的、经济的、结构的力量，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运动的力量等等之间的交互作用，理解这些交互作用怎样构成了我们的世界。
在这个结构性的转换当中，看来有一些关键的要素。首先当然是所谓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既集中在电子信息交流技术，也集中在生物基因技术，而两项革命是交互作用的。前者涉及到传播和信息方式的彻底改变，而人类的活动正是建立在交流和信息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改变传播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一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样的，通过基因技术，我们有能力记录生命的数据并加以解码，因此人类第一次可以对生命繁衍的条件加以控制。所以，这两项技术革命不仅意味着技术的进步，而是作为最主要的要素，决定着人类社会发生结构性转换的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决定论”，技术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技术从来都是文化性的建构，例如互联网就是建立在一种文化之上，或者说它自身蕴涵的文化——自由以及交流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是说互联网就确保了交流的自由。它促进交流的自由，但也可以被控制、被用于其他目的。总之，技术是很重要的因素，目前发生的诸多社会进程，包括经济的变化、我们社会的发展，不借助技术的转变就不可能进行。
第二个主要的结构性转换仍然与技术相关，但远不止于此，因为事实是，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信息、技术以及传播的能力恰恰是经济活动、文化事件、政治权力（包括军事权力）的来源。对于知识、信息、技术、传播统统加以操纵的能力，可以让一些国家、地区、社会机构和某些人有可能获得建立在他们利益之上的权力关系。权力并没有因为这一神奇的技术革命而消失，而是转化了形式，也就是说，与知识、技术的关系成了行动与权力的资源。
社会结构性转换的第三个部分涉及到“呈现转换的形式过程”，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恰恰是这一社会全面转换所采用的形式，这一过程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化，因为国际化很早就已经发生了。它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中，在各个水平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系统都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这一作为整体运作的能力是技术性的，因为我们目前拥有了电子信息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在二十年前尚不具备。同时，它也是组织的能力，因为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是网络工作的形式，在一切地点为一切人存在。它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都要发生转型，以便制造一些特定的渠道，方便人们从任一地点到另一地点的活动，如自由贸易、金融市场自由化、旅行等等，不过，这一变动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并不是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也并不是任意一件商品都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进行买卖。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部性的、特选性的全球化。
这一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并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被包括在内。全球化，实际是在各个层面上发生的一系列核心活动，譬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全球化、国际贸易的发生、劳动的全球化——但只是劳动的一小部分。劳动的全球化，并不是说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而是劳动者在其本国被全球化的组织雇佣，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全球化、传播媒体的全球化（为公共意见提供了批评空间）以及一些重大政治决策的全球化。但是，大多数人、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包括在这种全球性网络组织之内。只有对所有社会都有价值、都有某种目的性的事物才会被包括在内。因此，目前的世界是建立在一种二分法上，凡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就被强大的全球网络吸纳进来，凡是没有价值的就被排除出去。
全球化、转型的过程具有不平等、不平衡的特性，使之充满了高度的冲突，全世界有很多人都起而反对。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全球化过程本身，而是反对这一全球网络所代表的、占支配性的那些价值和利益。由此产生了社会运动的一种崭新方式，其中的背景各不相同，并非都是进步性的，实际上有很多情况是倒退性的，但是这些运动正在以某种形式塑造历史新阶段的矛盾性。某种程度上它也就是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但是，它实际上与全球化是互为联结的。这是反对全球化的一场全球性运动，在许多国家发生，并与网络及媒体紧密相连。这一运动的策略恰恰适应了信息时代，它的火力集中所在，不是要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当然这很自然地会涉及到国家权力。这一运动极大地借助互联网，但始终是松散的，没有政党性的组织，但是，通过媒体可以制造一些很大、很有影响的活动。这一运动更像是掌握当今世界的权力的一个镜像，基本不含暴力性质，只是想展示出这个世界有着互相牵扯和互相矛盾的两面性。运动的目标不在于也无力夺取政权，但却在关于环境、人权、民主参与等等问题上相当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因此这是一场文化运动，所关注的是价值取向的问题。
但是，反全球化行动的源头各不相同，主要是借助认同——各种各样的认同——来形成抵抗。权力的全球网络不仅从经济上也从文化上影响到了世界上的很多人，而人们首先都会向民族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现代阶段建立起来的——寻求保护。但是，各个民族国家都在忙于也很乐于全球化，因为国家以及领导阶层从中获益极大。人们在全球化当中既没有力量又没有安全，也无法通过国家来应对它，于是，就只好在历史认同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自治。这些认同当然是建构出来的，但却是人们所能够知道的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疆域认同、性别认同等等，但是，宗教认同日渐盛行，已经成了主流。这其中不仅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包括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宗教认同往往会导致不宽容，甚至引向恐怖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因素，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但是国家却是民族性的，仅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是无法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因此各国的对策是建立民族国家间的网络、国际组织的网络、各地政府间的网络。民族国家并没有因此消失，仍然是中心性的建制，但是被纳入一种更巨大的政治决策网络组织之中。在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国家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同样的过程，其中最显著的当然是欧盟。
在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中，有一个特殊的维度，就是空间。我们正目睹着全球化这一社会转型与一种地理性大变化同时发生。首先，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大概一半以上的人口——很多地区早已超过了这个规模——都已经城市化。但是，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一种空间形式的转变，可以称之为“大都会区域”现象。这一形式与传统的城市、都会都不同。譬如说，上海、北京是都会区域，伦敦与附近地区形成了都会区域，巴黎与布鲁塞尔形成了都会区域，东京与相邻城市形成了都会区域，巴塞罗那与其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形成了都会区域……大都会区域不仅是从尺度上讲更大，而是在于完全无法从疆界、文化、人际关系、制度等等方面加以界定——在广大的区域当中，上百万的人口被各自隔绝在不同的居住地点，彼此不一定有任何来往，而是与一个模糊的、从事政治决策和管理的中心相连。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生活在同一个广大区域中的不同人群的活动彼此被割裂开，这一区域没有自己的核心，非常的去中心化和原子化，完全依赖交通和传播手段，并且，与世界上其他与自己性质相近的地区反而有更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全球网络建构，建立在现代传播与交流的系统之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新空间形式，为我们所创造，我们却无法控制，产生了巨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