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
作者：张晓唯
早期北洋校园，几乎是一个英语世界。一些优秀理工科高才生因过不了英语关而被迫转学，据他们的感受：“课本是原文的，教授用英文，答卷用英文，到处是英文，我们吃完晚饭在北运河畔散步，连枝头的小鸟也都在讲英文！”一九一八年，北洋校史上迎来“连中三元”的空前荣耀：全国外交官考试第一名徐谟，全国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名励平，清华留学考试第一名康时敏。显然，北洋大学“重质不重量”的铁则和入学后的“魔鬼训练”，铸就了这所学府令人敬畏的盛誉。
如果以为北洋校内缺少人性关怀，那至少是个误解。因为是国立大学，北洋的学费较低，学校实行“贷书制”，课本和理工科学习用具免费使用，学期末仍愿留作自用者可半价购买。这为不少颖秀贫寒子弟提供了就读机会。由于学生来自天南地北，饮食口味和习惯大不相同，学校允许学生自组“膳食团”，提供食谱，由厨役人员分别烹调，大大减轻了外地学生的异乡不适感，也培养了其自理自立能力。大体而言，民国前期该校每位学生一年费用有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元即足够，而同期私立或教会大学学生则需两百至三百元左右。一九一七年，青年陈立夫决意投考北洋大学采矿科，除了学科优势的考量外，据说费用低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北洋学生向有俭朴苦学之风，平素大多穿着一袭蓝布长衫，每当傍晚时分，津郊霍家嘴和西沽村之间的桃花堤上便会出现一队队学生外出散步的身影，当地人笑称之“蓝衫队”。
“五四”运动打破了北洋校园的平静，作为津门唯一的国立大学，北洋学子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泮岭、孙越崎等学生领袖以及曾养甫、叶秀峰等人组织游行、与曹锐等地方大员交涉、上街演讲鼓动罢市，一时间颇为活跃。自从丁家立离去后，王劭廉（少泉）以教务提调之职主持校政，萧规曹随，任职九年，深得中外教师和学生信服。一九一四年始，北洋首批资送赴美留学获哈佛法学博士的赵天麟继任校长，他创行“贷书制”，矫正校内轻视体育的弊端，给北洋带来一股新风。但他面对“五四”学潮备感困惑，于一九二○年辞职。继任者乃冯熙运，同样为哈佛法学博士，所不同的是，他的校长任命并非出自教育部，而是河北省政府。虽然北洋大学经费由省府提供已有数年，但国立大学校长授命于地方政府，似乎不合规制，于是引发“驱冯”风潮。可是政府方面立场强硬，冯氏对于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做出不肯悔过者一律开除的决定，遭此厄运的学生达二百人之多，其中有些学生仅差数月即可毕业，甚为可惜。后来，北京大学接收了相当数量的这批北洋学生。冯熙运长校四年，其间新建学生宿舍楼，结束了北洋学生蜗居由武器库改建之宅舍的历史，可谓一件善事。一九二四年夏，学生再次“驱冯”，大闹教育部，冯随即去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劭廉、赵天麟，还是冯熙运，这三位北洋掌门人卸职后的去向，均是开滦煤矿高层职务，显示北洋大学与大型工矿企业之间的互动关联。
裁并北洋大学法科，事后看来几乎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专办工科的结果，导致这所大学后来降为独立学院。早在民国之初，北京教育部就有将北大并入北洋或将北洋并入北大的种种动议，因两校师生坚决反对而中止。但两校被划入拟议中的同一“大学区”，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调整学科，北大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法科的预科学生升入北大，当时即有署名周春岳者在《新青年》上撰文批评蔡氏专办“文理学院”的做法与世界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趋势大相背离，却未能引起国人和知识界的足够重视。约莫二十年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北大较之清华相形见绌，所差的主要就是缺少了实科（工科）。至于北洋大学停办法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不过，北洋校友对此事的议论，似大多属后见之明，当年北洋校内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冯熙运校长的屡屡遭拒，除却他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外，学生们认为此后专办工科不需要法科出身的校长，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刘仙洲（振华）接任校长后，对北洋大学的办学方向重新定位，强调理工并进的必要性，拟订十年扩充计划，设想增加由数理化及地质组成的理科，将北洋建成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可是他长校的四年，已是北洋政府统治后期，办学条件日益艰窘，欲求发展，谈何容易？后来经费严重拖欠，外籍教师陆续离校，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填补空位，北洋教授群体发生结构性变化。刘仙洲校长邀聘茅以升、侯德榜、温宗禹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实质上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水准。机械专业出身的刘校长潜心研究历史文献档案，考证出一八九五年十月二日为北洋大学的建校日，并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活动。不妨说，刘氏乃北洋大学最艰难时期怀抱理想苦撑局面的一位校长。一九二八年冬，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北平大学区，刘仙洲反对此举，辞职离校。北洋大学随即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正式出任院长者为茅以升，他又聘请胡敦复、卢恩绪（孝侯）等名家来校执教，进一步充实了师资力量。
可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底的一场大火，使北洋大学三十多年的精华毁于一旦，主教学楼及大量实验仪器、标本和资料化作灰烬，总计损失达三十万元之多。以讲授桥梁力学和结构工程赢得师生们盛赞的茅以升，本来潜心于学术，视行政管理为畏途，可是面对“天降之灾”，他奋力补救，多方奔走，最后实际争得“中比庚款”十万元充作修复费用。茅以升主持校政仅一年有半，后因约束校外兼课与一些教授发生龃龉而于一九三○年夏辞职。其间，北平大学区废止后，依照国民政府及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在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中，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为大学，不足此数者称独立学院。这样，北洋大学就无可避免地“降格”为北洋工学院。作为一项抚慰措施，政府同意由王宠惠、李石曾、王正廷、陈立夫等七人组成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待条件具备后恢复大学名号。然而该筹委会八年未开一次会议，近乎流于形式。
李书田无疑是北洋校史上矢志谋求“复校”的难得人物，他继蔡远泽之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出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初为代理），直至抗战前期。李氏一九二三年以学习成绩第一名毕业于北洋，后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刘仙洲长校时应聘担任水利学教授。李书田任职五年间，先后建成北洋工程学馆和实验馆，即南、北大楼各一座；增设水利、航空和电机专业;延聘周宗莲、魏寿昆等学成校友回校任教。据传他曾放言：“本校教授非博士不聘”，足见其心志之高。一九三四年，他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在校内举办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规模盛大，会后大量矿石标本、专业模型即留赠给北洋。同年，北洋还接收了河南大学土木系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及其转学学生，获益不菲。至此，学校始从一九二九年大火的阴影中走出。作为回报，北洋于翌年特在开封招考新生。随即又组建工科研究所，分别在天津、北平、南京招收研究生，计划为五名，实际录取仅三名，仍是“重质不重量”。李书田虽有“博士迷”雅号，但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者也能“网开一面”，据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而只有硕士学位的邓曰谟忆述:“我给北洋设计了水利实验室和材料实验室的全部机械设备，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材料试验室机器大都经我手搞出。李书田一看，由反对我变为替我吹嘘，后来我变成李书田的红人，他将我工资提到四百八十元，成为教授中工资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