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
作者：张晓唯
一八九五年，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仅仅几个月后，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奏请清廷在津开办“西学体用”的北洋西学堂。显然，战败后痛定思痛，促使地方和中央政府摈除陋见毅然创建“全新”西式学堂，光绪帝迅即降旨照准。于是，这所稍后被称作国立北洋大学堂的新型学府便在天津海大道梁园门外（今大沽路小营门外海河中学、解放南园一带）的博文书院旧址开始招生授业。盛宣怀兼任学堂督办，聘任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为总教习（教务长）。依据规划：学堂常年经费需银五万五千两，由津海关道掌控的电报、招商各局筹款支用；学堂内分设头等、二等学堂，合计招生定额为一百二十名；其头等学堂初设工程、矿务、机械和律例（法律）四个学门，属专科和大学程度，二等学堂则类似于大学预科。两年之后又增设铁路专科班，该班庚子年间避难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使得盛宣怀在沪上创办的这所学校悬置已久的“上院”（大学部）终于有了第一批学生。
盛宣怀之勇于并能够开设“外国所谓大学堂”性质的西式学堂，除了他辅佐李鸿章筹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切感人才奇缺的内在需求，以及操办近代公用企事业可以游刃有余地调度财力支撑，且适时把握住甲午战败举国思变的有利契机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得到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的协助。丁氏不仅深度参与学校章程的制订和未来谋划，而且在此后十一年间成为北洋大学堂的实际掌门人，尽管包括二品大员伍廷芳等在内的津门高官轮替挂名学校最高职务，却极少涉足实际校务。如此一来，学校便出现了如北洋校友孙越崎所说“北洋大学名义上是国立大学，实际上和教会学校一样”的独特现象:教师绝大部分是美国人，教材则是原版美国教科书，课堂上主课一律用英语授课，作业和考试亦复如此。丁家立将哈佛、耶鲁的办学模式植入北洋校内，使得其起点颇高。当然，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和活动在此不曾出现，表明国立办学的性质。
不过，北洋西学堂的高起点，与中小学教育殊欠发达的晚清社会不相匹配，形成生源难求的困局。虽然最初也曾略微降格变通，但总体而言，北洋校方始终不肯“放下身段”，秉持“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原则，因而造就了甚佳的社会声誉，也使得本科毕业生数目相对较少。北洋学生在清末以广东籍居多，民国初年以江浙籍为多，此后则以河北籍为多。生源的地域分布由南而北，与国人接触“欧风美雨”的先后情形大体吻合。学堂开办之初，到香港招生，报名应试者数以千计，实际录取者仅十余名，其中即有在皇后学院就读的王宠佑、王宠惠兄弟。据他们忆述：北洋的课程简洁、完善而注重实用，学校延请专家演讲，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当年即曾来矿科演讲数次。王氏兄弟四年后成为数目寥寥的北洋首届毕业生。
丁家立聘任的美国教师，月俸银二百两，较之在本国优渥，其聘任合同通常以三年为期；教授国文的中国教师月银四十两，在当时亦属高薪。戊戌变法前后，吴稚晖曾在北洋担任国文教员，虽任教时日短暂，但西方的机构和著作习惯于称他为北洋大学教授，视为一种身份和荣誉。美籍教师中不乏知名学者，譬如福拉尔和莫里斯两位教授，前者求学瑞士期间与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深悉相对论要旨，曾为北洋学生做专题讲解；后者则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赴亚洲做地质考察后留在北洋任教。丁家立作为总教习对学校管理认真而严格。据早期学生回忆：冬夜，学生中有违反作息规定迟睡闲聊者，事为丁家立所知，“有一次突然掩入，学生们闻声息灯上床装睡，丁家立乃遍摸学生之足，发现足部凉的数人，即为迟睡者，加以训诫”。由此可见一斑。
正当丁家立引领学校步入正轨声誉鹊起之时，一九○○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校园被用作军营，学校师生四处星散，教学设施损毁殆尽。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一次大劫难。联军占领后期，丁家立协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向德方索要校址，不得要领。丁氏自告奋勇，亲赴柏林，援引德国法律，竟讨回赔偿费白银五万两。袁世凯拨出西沽武器库旧址和部分款项，由丁家立组织复校。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北洋大学堂在西沽新址重建后正式开学。从此，西沽桃堤，北运水舫，就成为北洋学子毕业后对母校的象征性记忆。北洋的第一次复校，丁家立厥功甚伟。此后，他还兼任直隶省西学督办、直隶高等学堂（在保定）总教习等职，建成旧式四年制中学十余所，从而与大学体制相衔接。袁世凯急于用人，未等北洋学生毕业即于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连续两批资送近五十名学生赴美留学，丁家立以“留美学堂监督”名义带领学生赴美，其间安排起居、联系入学，无微不至。许多学生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名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就有刘瑞恒、刘景山、秦汾、马寅初、冯熙运诸人。至一九○八年丁家立完全脱离北洋大学堂时，中、美政府间就退还部分庚款用于留美事宜的外交谈判方才正式启动。
北洋大学堂所在的西沽，距离天津城厢有七八里地之遥，当年交通不便，步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出城关北行，经过最后一个喧闹的村市小王庄，一条名为“大学道”的公路将人们引向郊外，通过“明德桥”绕行一处弯道，便可看到丛林树影中的幢幢建筑群，再跨过北运河上的一座轻便木桥“新民桥”，转弯就来到了学府正门“至善门”，放眼望去，不远处便是一幢配有钟楼的西式建筑，其正上方镶嵌有“北洋大学堂”字样。后来谱写的该校校歌开首即是：“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足见当初人们对这座学府环境的精心构设及其傲视海内的那份自信。不过，老一辈天津市民往往俗称其为西沽大学堂或武库大学堂，早先学校里的洋教师们在市内办事购物之后来到大胡同或金刚桥，只要对着人力车夫说上一句并不地道的汉语：“白羊大鞋”，车夫就会准确无误地将其送到学校门口。
自清末光宣之际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北洋大学可谓一心办学毫不旁骛。教师基本以外籍教授为主，除少数学成归国取得“洋翰林”身份者外，中国教员大多仅为助教。在学校经费充盈或比较有保障的前提下，办学条件堪称优越。据记载：“本校创设原旨，侧重工科，故理工设备，最称充实。凡关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系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等器材，都是参照美国各名大学所有设备，尽量自美购置，并连年陆续补充，可谓应有尽有。即西方杂志一项，经常保持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北洋早期应国家需要，也曾一度办过法语、德语专修班和师范班，其法律学科的师资和图书资料也十分优秀和丰富。北洋的学科设置为：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和法律四个专业，工科特色明显，而这造成了北洋学生课业异常繁重，无暇他顾。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例，前两个学年共修的课程有：英文、第二外语（德语）、国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测量学、工程图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物理化学实验、测量实习、军训等。到了三四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则有：材料学及材料强弱实验、热机关学、电气工程学、工程地质学、测地学、钢筋混凝土学及设计、地图地形和经纬线的各种绘图法、透视画、砌工学、机械学原理及设计、机械工厂实习、水力机械学及实验、房屋构造学、铁道曲线和土方工程学、铁道结构学及设计、铁道工程学、电气铁道工程学、道路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卫生工程学、桥梁工程及设计、冶金制器学、工程法制、工程经济学等。可知其学习内容广泛，确有工科“通才教育”意味。当年北洋大学要求毕业生的成绩向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看齐。后来曾任北洋水利系主任的常锡厚回忆:北洋毕业生出国深造，不需考试可直接进入研究院，“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据三十年代中期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北洋校友刘德润现身说法:“当时美国把中国的大学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A级有四个，北洋大学是A级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