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

作者:张晓唯




  一九三七年春,李书田院长拟就《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书》,携往上海,促成北洋大学筹委会第一次开会审议。据此计划:至一九五三年分八期建成文理、工、法、医四个学院,二十二个系及四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北洋大学。筹委会审议通过后由主任委员王宠惠递交国民政府。此时,由北洋校友集资、在原火灾废墟上建筑可容纳四百名读者并可藏书五十万卷的三层新图书馆已建成一半;校友李组绅也捐资给母校设置二十吨化铁炉一座。照此发展势头,李书田的宏大规划并非不切实际的梦想。然而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七月底天津沦陷,学校除仓促抢运出二百箱资料仪器及药品秘密寄存英租界兴华公司外,其余设施均遭损毁,其中部分珍贵标本和仪器被掠往东京。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二次大劫难。
  抗战初期,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及陕南,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大学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大,均为时短暂;后又奉命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西北工学院,李书田为主要负责人。他用北洋的标准要求并考核合作院校师生,导致一九三九年初李本人被逐、北洋与其他院校学生之间发生对峙殴斗事件。李率北洋学生徒步离陕进入四川广元,强烈要求复校。此时北洋历年来培养的工程人才到抗战时正当盛年,有力支撑着工程实业部门。交通部长曾养甫主持修建滇缅公路、铺设飞机场,供美军B29大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校友林继墉组织上海千余家工厂西迁等战略性业绩,只是众多北洋校友的代表而已。一九四一年秋在贵阳举行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实际成了北洋校友大聚会,他们强烈要求复校,陈立夫这位战时教育部长既要顾及全局,又需对各位同学校友有所交代,于是一项非常举措出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浙江南部泰顺县的省立英士大学奉命改为国立,其工学院独立划出,名曰北洋工学院,自主招生。泰顺北洋校内除了几名原北洋出身的教授外,与津门老校并无渊源。随后,李书田又在西安成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该校由天津西迁的部分师生组成。抗战胜利前夕,接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忽令泰顺北洋工学院归并英士大学、西京分院归并西北工学院,两校闻讯遂同起护校。不久,复员回津,陕、浙两处汇集西沽校园,南京政府破例恢复了北洋大学校名。
  战后,茅以升再度出任校长,可是他忙于钱江大桥修复工作,以致一九四七年秋,师生们发起“讨校长”运动,南京政府才匆忙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北洋复校后,增设了理学院,又试图恢复法学院,却被教育部制止,教育部主张:“该校应专重工科,俾与交通大学成为南北两最高学府,亦即重视该两校之传统。”一九四九年北洋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机械专家刘锡瑛为主任。一九五一年,高教部令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两校为校名问题争执不下,北洋坚持本校名,而河北工学院方面主张启用新校名。最后在刘锡瑛竭力劝说下,北洋放弃校名,天津大学成为合并后的新校名。次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北洋的理学院调入南开大学,航空系调入北京航空学院,矿冶系分别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其余系科则留在了天津大学,校址迁往七里台。一九五八年,河北工学院在原北洋西沽校址恢复重建。
  命运多舛却先后三次成功复校的北洋大学,终于在五十年代初期“隐没”到了历史深处。六十年代在台湾、八十年代在大陆,有过第四次复校努力,或出于母校情结,或寻求“无形资产”,均未如愿。这所发轫最早办学优异的学府,莫非只是匆匆过客而留作后人残缺斑驳的记忆?
  
   二○○五年岁末于南开大学兴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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