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
作者：黄 专 隋建国 邱志杰
邱：但如果这么来预支未来的力量，是不是进入了一个诡辩：只要时间足够长，执行时的风险就够大；强行插入的权力够猛，放进任何一个什么做法，其实效果都会是一样的？
隋：但设入什么样的形式也很不同，这一作品在形式上针对的是建筑和规划的空间。如果只是考虑时间，也就简单得多，比如让我的身体每年去一次。
这一作品的风险在于，一旦产生僵局，也许可以另找空间实施，但实际上，作品看起来很长的时间资本并不足以支付从头另来的成本。
而且，这个作品不可能作为一个方案存在，它必须在实施中存在，而且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算完成。所谓预支未来是从作品构思与方案的层面来看。而作品对于实现规模的要求（比如立方体实现的数量、柱网覆盖的社区面积），使得每一次周期性的实施，都具有向未来储存的性质。这种储存要到至少二十年后，即柱网至少已经覆盖五分之三的社区面积时，才会有效。
邱：规划其实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城市建立之初雄才大略的规划者必定要遭遇现实的墒增。企图成为公共经验的个人想象，都会面临这种变局，但是变局恰恰是戏剧性的源泉。所有的长期建设都有这种风险，完成当然不是由个人所控制的，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是一个用于碰撞的原始力量。
隋：我设想过一个保险的方案：就是把我五十年内的计划现在就实现，放到空间中去，但是，那样缺少挑战性。
邱：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变局消化在计划中，可能也直接关联到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友善的公共对话姿态。
隋：同意。也就是说，我以什么来说服社区成员。当代艺术的热度和经济效应给了我一个说服民众的背景，个人生命的投入是另一个背景，剩下的就是艺术的魅力，即社区生活空间需不需要这样的艺术。
作品总体上的弱视觉化，使得我可以避免与整个社区对话，而是直接与规划、建设、管理方进行。只是就单个立方体，会形成我与个体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对话。
黄：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也许是未来若干年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真正的硬问题。这个问题比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占领国际高地、如何占领资本市场更为深刻。中国当代艺术由地下走到地上，由对抗到博弈，由个人实验室走向政府展场和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它既是开放文化的逻辑结果，也是更多新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本质自由主义和普遍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它与当代艺术被政治权力收编、向大众文化和资本权力妥协一道，构成当代艺术的诸多矛盾中的两极，为此，我们也许需要构造一种更加新型的自由主义，一种多极的宽容的自由主义。它改变的将不是艺术本身，而是我们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场景。
邱：我的两极论方案是准备承认两极的不可协调，所以只求在两极中插入过渡层次，以求相安无事，各得其便。黄专的新型的自由主义方案，是更理想主义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只是规避了鱼死网破式的正面冲突，而采用了更高级的穿针引线、借力打力的策略？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某些位置使我们有能力调用更有力的资源，包括权力和资本？那么这种“新型的自由主义”就只是能量更大的原始自由主义？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完成对公众需求和社会责任的合理的理解，并内化为自由意志的努力，将之与收编及妥协加以区分？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黄、隋于北京，邱于纽约
（《自由的有限性》，邱志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年版，49.80元；《点穴：隋建国的艺术》，黄专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二○○七年版，2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