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清华建筑人与国家大剧院
作者：曾昭奋
吴耀东一九八七年在清华建筑系毕业，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吴耀东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几轮参赛方案的大量设计工作。在第一轮评选中，他主持设计的方案（清华四个方案之一）落选。第三轮方案开始时，清华派出一个六人团队前往巴黎与安德鲁协作，吴耀东是其中之一。当团队中的李道增、胡绍学、庄惟敏、朱文一和卢向东五人返回北京时，吴耀东却留在巴黎，与安德鲁继续“协作”。他回忆道，在巴黎，安德鲁拿出了他的“巨蛋”方案，“我们也拿出我们的方案。我们不崇洋媚外，平等，自信，了不起。清华真是了不起”。
吴耀东博士关于安德鲁和国家大剧院的议论和见解，曾遭到师兄萧默博士的批评和斥责。吴耀东说：“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一看，哇！一看就是大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北京的，就是天安门的，这个东西绝不要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萧默评曰：“这种高论着实令人吃惊。”
吴耀东博士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长辈们面前，自知是个“小字辈”，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在待人接物时，总是保持谦恭和虚心。但谈到国家大剧院，他仍然不改初衷：“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建筑事件进行考察，需要关注事件的产生过程、产生机制和产生背景，而不是单单把关注的焦点指向图纸和方案。”作为一个“事件”，他还“想探求的是，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重要建筑的创造中，中国建筑师捕捉到的东西是什么？立足点与其背后的设计思想何在？”“中国建筑师对建筑文化层面或曰风格层面过分关注，阻碍了实施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以至于在当今表象化繁荣的建筑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建筑思想和设计哲学的贫困。”最近，我让他说说对已建成的国家大剧院的评价，他只说了三个字：“很到位。”补充的说辞是：“设计和施工都很到位。”记得他曾经对歌剧院观众厅的装修设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那是红色和金色交织的一个场景。安德鲁在红色的墙面上做了一层金色，实际材料是用铜丝编的网。根据不同场景，忽然亮出红色，忽然亮出金色，就会产生出一种戏剧化的、梦幻的效果。这种红色和金色的运用，咱们的故宫是最典型的……其实，安德鲁的脑子里、潜意识里还是力图捕捉中国文化中的东西。”
在清华建筑学人中，公开对安德鲁方案表示理解和支持者，还大有人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与反对安德鲁方案者相比，不论在人数上、资历上和言论之理直气壮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刘力一九六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推出的建筑精品：华威大厦、炎黄艺术馆、恒基中心和首都图书大厦等。他与魏大中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者。为此，他与魏大中等建筑师一起开赴伦敦。最后，该方案败落于安德鲁方案之后。刘力认为：“它已失去原创的新鲜感、灵气和锐气。”他对该方案的落选和安德鲁方案的中标，都不感意外。他认为：“安德鲁的方案正是用外形的单纯取得对人民大会堂的烘托。当别人都对大剧院的造型绞尽脑汁、难以解脱之时，安氏巧妙地来了个急转弯，借助反向思维，一下子突出人民大会堂，二者之间的轴线对位又取得了城市秩序……安氏可以在单纯的外壳之内尽情地表现艺术殿堂的恢宏和典雅，而不破坏外部城市空间原有内涵。”
庄惟敏在清华建筑系获学士（一九八五）、硕士（一九八七）、博士（一九九三）学位，现为建筑系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他是李道增先生的弟子，跟着李先生参加了几个剧场的设计，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和参赛方案设计，是设计中的主力之一。他认为：“安氏方案中选，是一个好兆头；对安氏方案的论争，已不单是形式问题，其他因素比形式更重要，应该有开放的姿态。”他说：“安德鲁有创作激情。国家大剧院外观很简洁，内部很精彩，造型和细部都做得很好。”“中国建筑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美学要有新发展。大剧院的结构和使用过程中有点浪费，但我赞成这种精神。”
对国家大剧院实施方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本是极正常的现象。一部分文化人，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上书，坦诚陈言，也正是一种文化民主的可贵实践。原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汪之力先生，一位今年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同志，也像年轻人一样，情系国家大剧院，他说：“正确与错误既永远存在，学术论争就该不断进行。”
如今，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过程已经结束，使用过程刚刚开始。它的使用过程也应该是民主的。
国家大剧院的外部和内部，为使用过程的民主，提供了可能性。外部，有一百米纵深的绿色空间，像一个大公园；内部，准备了层层回廊，在在均可欣赏到长安街、中南海的壮丽景色。在歌剧院的“屋顶”上，是一个七八百平方米的广场。广场被分成可分可合的三部分，平面似一朵有三个花瓣的鲜花。在这里可以举行规模不同的歌舞和联欢活动。头顶上有壳体庇护，不愁日晒雨淋。辅以科学管理，这里将成为长安街上一个特具魅力的文化活动场所。
多年来，长长的长安街，为普通公众准备的场地太少了。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从西长安街走到东长安街，普通公众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憩息、优游的去处。在天安门广场上，普通公众也只有夏天日头晒、冬天北风吹的份儿。一九九九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西单文化广场建成启用，成为十里长街上第一个不用买票、可以自由进出的文化公园，而原先的东单广场东单公园，则被蚕食、压挤得不成什么样子了。
国家大剧院，从设计到建成，走过了几十年的艰难路程，它的使用，更将经历无比漫长的岁月。它应该是长安街上民主文化的动人乐章。
有一位为国家大剧院付出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名字将与国家大剧院共存。我们应永远怀念他。
魏大中于一九五五年进入清华建筑系学习。一九五八年，作为一名学生，他同样参与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的智力和体力劳动。一九六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七四年转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是该院副总建筑师，兼任清华建筑系教授。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梁思成先生胸前挂着一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木牌，每天艰难地行走在清华学堂（当时的建筑系馆）和家宅之间。有一天中午在回家的路上，梁先生正被一群中学生推搡着、斥责着。身体虚弱、猫着腰走路的梁先生知道，抗议和求饶都无济于事。他进不得也退不得。此时，正好魏大中（建筑系助教）从边上走过，见此情景，连忙上前劝阻了学生们的举动，并亲自把梁先生护送回家。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人说他胆子真大，有人则说他原本就是个温情主义者。魏大中的确是性情温存。人长得高，却和蔼可亲。他的“温情主义”和对人的关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建筑绘画和建筑作品中，为人间带来了更多的和谐与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