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清华建筑人与国家大剧院

作者:曾昭奋




  作为一位著名建筑师,魏大中多年坚持创作实践,在他的无数建筑作品中,就有建在首都的三个剧院:北京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和新的长安大戏院。一九九七年,国家大剧院决定上马之初,还没有举办国际设计竞赛的打算。魏大中主持设计的方案在小范围内的评比中被选为最佳方案和实施方案——雍容华贵,端庄大方,与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用后来在国际竞赛时提出的“三看”标准来衡量完全合格。要是当时没有转而举行国际设计竞赛,今天坐落在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是安德鲁的“水上仙阁”,而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魏大中的另一座纪念碑了。
  二○○○年二月,魏大中在介绍安德鲁及其大剧院设计方案时说,“安德鲁具有深厚的建筑结构功底,又有法兰西人的浪漫、求新气质。他在机场和大型公共建筑领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他对安德鲁的大剧院设计只做了客观的介绍,没有加上自己的评价。在二○○○年四月那个被临时取消的国家大剧院开工庆典的现场上,他对记者说:“几乎所有的参赛方案都可以放在安德鲁设计的大穹顶下,而功能不受任何影响。这样的顶子,采光、空调都不经济。”略微表示了对安德鲁方案的贬义。
  国家大剧院施工伊始,实力雄厚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受聘与法国公司合作,为大剧院进行施工图设计。这是一项繁难艰巨的技术工作,必须把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图变成符合中国规范、为中国施工人员所熟识的施工图,再把它落实在工地上,让图纸变成建筑实体。作为设计院的顾问总建筑师,作为剧院建筑设计专家,魏大中承担了这个许多人肩负不起、也不大乐意负担的工作。彭培根教授对此愤愤不平:“让有着二三十年剧院设计、建设经验的中国建筑师,去替从来没有做剧院设计的桥梁工程师当下手……”但魏大中没有任何怨言,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一个建筑师的熟练技术和全部精力,无论寒暑,无论晴雨,全身心泡在国家大剧院繁复浩大的工程中……
  二○○三年八月,魏大中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年底,国家大剧院的外壳已经完工。卧病中的魏大中得到夫人李宛华(一九六一年与魏大中同时毕业于清华建筑系,八十年代回建筑系工作)的同意和支持,来到长安街上,与国家大剧院最后告别。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再看一眼长安街上他自己心爱的两个作品——长安大戏院和长富宫中心。由夫人陪着,他让车子绕着“巨蛋”的外围慢慢转了三圈。最后,来到工地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个工程,应该好好总结,好好总结。”
  二○○四年春节,魏大中带着来不及“好好总结”的遗憾与世长辞。
  
  情系国家大剧院、与国家大剧院结下不解之缘的清华建筑学人,至少还有四位,也已提前离开了我们。
  梁思成先生,作为建筑系主任,他为国家大剧院付出了心血,并为师生们在国家大剧院设计过程中的动人事迹写下了有历史意义的总结。“文革”中,梁先生身心俱毁,于一九七二年在困惑和寂寞中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黄报青先生,梁先生最得意最怜爱的学生,一九五八年与李道增先生同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一九六八年,由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
  张家璋先生,一九五九年毕业,留系任教。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他作为参加国家大剧院设计的学生代表,带着图纸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文革”中下放农场劳动。一九九四年病逝。
  王炳麟先生,一九五八年也参加大剧院设计,一九六○年毕业。建筑系教授。作为一位建筑声学专家,在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和实施过程中,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同样未能见到国家大剧院的最后落成,于二○○二年逝世。
  从梁思成先生、黄报青先生、张家璋先生再到王炳麟先生、魏大中先生,五人中有四位共产党员。他们在不同的时段,都为国家大剧院做了无私的奉献。
  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秋节,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奏响了国家大剧院的第一个乐章,迎来了歌剧院的第一批观众。这是中国文化史、戏剧史、建筑史上的一大盛事。
  二○○七年立秋—立冬,北京—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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