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清华建筑人与国家大剧院
作者：曾昭奋
吴良镛作为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主席，主持了第一、二轮竞赛方案的评选，但没有按计划评选出可资上报的三个方案。在最后一次方案评审中，他当了建筑专家组组长。但这个建筑专家组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评选委员会那样的评选上报方案的任务和权限。当选定安德鲁方案的消息传出后，八月份，他在回答记者的电话采访中再次表示了反对安德鲁方案的意向。九月七日，吴先生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把自己主持规划设计的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模型送给法国政府。法国报纸指出，这位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的中国建筑专家的含意，在于提醒安德鲁，让他认真思考一下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在吴先生看来，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揭示了中国建筑界的一股暗流。二○○八年初，吴先生在一篇论述“中国建筑理论与中国建筑学术发展道路”的文章中指出：“当前中国建筑市场逐渐变成一个西方建筑师怪异念头的试验场。”“一些在西方世界都难以找到市场的缺乏理论依托，缺少结构理性，功能逻辑混乱的畸形建筑方案，也随着纷至沓来的西方建筑师而涌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理念。”他呼吁，“认真思考建筑理论问题，端正建筑发展方向，把被扭曲的建筑理论颠倒过来，回归基本原理，把握建筑的基本原则。”
“回归建筑基本原理”，在吴先生思想中，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和不可动摇的信念。然而，在另一部分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看来，却是一种宁肯守旧，不求创新的借口。而吴先生所说的“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建筑界，正在涌动着一股建筑理论的热潮”，却还没有出现。正是理论的沉寂和枯萎，以及学术民主和体制上的缺陷，使建筑创作失却了应有的活力。
去年五月，吴先生在回答香港地区记者的提问时说，在最后送审的三个方案中，“清华方案是最好的”。当我听到吴先生这句话时，我的内心一阵痛楚久久不能消退。我知道，先生心中的痛楚与遗憾，要比我高出十倍百倍！
是的，清华建筑学人，几十年、几代人，为国家大剧院而奋斗、奔波、呕心沥血，最后的失落，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情系国家大剧院。这份情，非清华建筑学人，焉能领会其万一！
李道增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八年，一向勤谨敬业、干劲冲天，被誉为“拼命三郎”的二十八岁的李道增任国家大剧院设计组组长，已经完成的设计没有付诸实施，一九五九年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也没有上马，但李道增把剧院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继续向前推进。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先后主持了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北京东方艺术大厦剧场的设计，都已建成投入使用。一九九○年，李先生应文化部之约，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一九九九年出版《西方戏剧·剧场史》一书（一百五十万字，另附一千幅插图），是国内同类论著中的空前巨作。一九九八年四月，在主持、指导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设计期间，他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说：“以前我们的设计都偏重于跟人民大会堂协调，过分强调了艺术的整体性，时代感不足。此次我们将打破这一概念，从城市整体出发，富于时代精神，树立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形象。”对于已经开始构思、设计的方案，他说：“与以前的设计截然不同，内容上会更加丰富，外部造型也更趋向于时代特色。”
第三轮参赛方案设计开始时，清华设计集体主创人员由李先生带队前往巴黎，与法国建筑师协作。在中国驻法使馆中，他听到安德鲁对中国文化参赞说：“我就是要割断（你们的）历史。”文化参赞劝安德鲁别这么说，但安德鲁还是对中国大使说了同样的话。李先生说：“安德鲁与大使和文化参赞间都很熟，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很率直，也很随便，当然并不谦虚。法兰西民族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不是故意看不起你。”“他们用英语交谈。要是他们用法语，我就听不懂了。”李教授对安德鲁方案持批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有涵养、有太多阅历的学者和剧场设计、理论专家，他没有发出激烈的言词和指责。二○○六年初，国家大剧院的外观已完全展露出来。“听到的议论中好评的不多，说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不协调的居多。对这座大剧院在造型上的选择与评价，相信历史会给予全面正确的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李先生在《李道增文集·序》中这样写着。他还在继续思考、求索。他是一位踏实沉着、不事张扬、实事求是的学者。
萧默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一九九一年在清华建筑系获博士学位。一九五八年，作为学生，他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大渲染图的绘画和大模型的制作，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反对安德鲁方案的众多专家中，他做得最专业、最专注，充分展示了一位学问家的执著与坚持。二○○五年，他编著的《世纪之蛋——国家大剧院之辩》一书由纽约柯捷出版社（Cozy House Publishing）出版。该书二十三万字，另附有一批插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往情深。书末有长长的“后记”，表达了对我国建筑界、建设战线的关切与忧思。他说：“即使（国家大剧院）建成了，我仍然会坚持反对它，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合理……”耿耿寸心，言犹未尽。
然而，在清华园里，在清华建筑学人中，也响起了赞成安德鲁方案的声音。但是，被外国人欺负了一百多年的同胞，如今听到有人出来说外国人的好话，简直就怀疑他们是否“汉奸”，或至少是从安德鲁那里拿到了“回扣”。
吴焕加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航空系学习，次年获梁思成先生特许，转到了建筑系，长期专注于西方现代建筑的考察、研究，有专著多种。二○○○年四月，吴教授发表《投一张赞成票》一文，公开支持安德鲁方案。他明确指出：“国家大剧院采用这样的建筑形象，这件事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没有在历史成就面前止步，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面向未来。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时代精神。”“天安门城楼是明朝传下来的，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时间隔得这么远，功能和性质差异那么大，它们之间不可能出现单纯齐一的和谐，只能寻求变化统一的效果……”在其他场合，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宽广、深厚的专业经验和理论修养，使他避免了狭隘与偏激。对安德鲁方案的判断与支持，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一贯坚持的理念和主张。他说：“中国建筑传统源远流长，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本土文化角度看，中国土地上的新型建筑可以说是一种异类或另类建筑……外国建筑进入中国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满足了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并且有利于中国建筑事业的进步。”
周庆琳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现为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一开始，他便进入业主委员会，而没有参加该院所出国家大剧院参赛方案的设计。
周庆琳主持设计的外交部大楼于一九九七年落成。他在海外的作品有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体育馆、塞拉利昂政府大楼、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也门总统官邸、民主德国驻也门大使馆等。业内人士最为赏识的是他在外交部大楼设计中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和创意（他的设计方案在小范围的设计竞赛中中标）。大国风范，不卑不亢。进入大门之后，一个高敞明丽的橄榄大厅给中外人士留下了不灭的印象。国内、国外的丰富的建筑阅历和建筑创作实践，使他成为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中一个有着扎实的业务修养和明确的学术见解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