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天地不仁巴别尔
作者：江弱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
王弼接下来又讲，“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这话真值得小说家牢记在心。小说家就应当“无为”“无造”，不加主观涉入，却能最大程度上对所叙之事“具存”“备载”，“不失其真”。像契诃夫所说的，只做证人，不做判官。可契诃夫笔下总还是处处温情，远不到巴别尔那种冷而且酷的程度。虽然契诃夫在小说《灯火》结尾里说，“世事一无可知”，但巴别尔在其日记里说得更绝：“我是一个外人。”
果真是“外人”么？当然不。但巴别尔绝不在小说中透露内心的感受，不褒，不贬，不给一点倾向性。受不了巴别尔的人，肯定是受不了他那个态度，就像一个大清早开张的屠夫，从肩上卸下半爿生猪，“嘭”的一下掼在肉案子上，然后挺着胸叉着胳膊，拿冷眼瞧你——那肉还冒着热气哩！
厄普代克说巴别尔是个“不眨眼的目击者”，很对。举例来说，在《路》里面，火车上那对新婚的犹太教师夫妇，刚刚还谈论着综合教学法，现在双双沉入睡梦中，十个手指还交缠在一起。车停了，有人上来检查，看了证件，便拔出一支又长又细的毛瑟枪，朝男教师脸上就一枪。跟上来另一个人，解开死者的裤裆，用一把小折刀割下生殖器，塞进教师妻子的嘴里——
教师妻子柔软的脖子一下子粗了起来。她一声不吭。
巴别尔也一声不吭，他接着写别的去了。这真叫“杀人不眨眼”。论绝情寡恩，无过巴别尔。在名篇《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中，身为犹太人的我，却碰见哥萨克同志在屠杀犹太人：
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但接下来竟然是一段水波不兴的“闲文”：
哥萨克们拐过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于是我们傻了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冷血的叙述者，就像王天兵所说的，“他只是木然而警觉地在看、再看、再接着看。此时的他兼具艺术家的敏感和野蛮人的麻木”。“而在事发后，他的身心又能迅速撤离现场”，总之，“像一匹马那样面无表情”（《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二○○八年版，151、156页）。
真拿这个人没办法。巴别尔完全不动声色，道德观也好，伦理学也好，到了巴别尔那里都无效。善也好，恶也好，所有的判断全失灵。你说哥萨克对老人、女人凶残是么，可他们对战马又爱得死去活来。死了一匹心爱的马，那真叫如丧考妣——这话却又不对，因为考妣之丧对于他们来讲有时候简直不算什么。《家书》里面，做白军的爹把大儿子费奥多尔一刀一刀地给割了，当红军的小儿子谢苗抓到了他爹，现在，儿子给妈妈写信描述这事：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不好受，”爹说，“我要遭罪了。”于是谢苗问他：“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于是谢苗问他：“爹，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着大家，说：“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绝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
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平时的那种道德的惯性，思想的惯性，都不起作用了。我们都像履带式坦克，带来了整套的理论装备，却发现只在一片泥淖中打滑，得不着力了。我们处理不了它，它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这个东西，没有让我们安心的时候。
巴别尔自己安心吗？他处在万千思绪的风暴中心，反而出奇的平静，仿佛是太上忘情。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为巴别尔小说的首个英文译本（一九五五）所作导言中说：
在写下这些事情时，他佯装对“意义”和“价值”漠不关心；他似乎在说，尽管他能够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说得一点不差，但他并不僭越地去解释它，也简直不想去弄懂它，当然更不去评判它。他安排的故事自己会说的，而且已经说了；或者他借一个说话人来说它，而这个说话人心知肚明他与这事的结果毫不相干——我所称的巴别尔在暴力之中的抒情快乐，实际上也就是他经营超然的语调的一种诡计。当然，我们被那试图暗示作家几乎不动声色的超然的精巧策略所蒙骗也不会太久。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对故事冷峻的美学表象的全神贯注，对事与物的执迷，我们有点儿懂了，乃是与天地同心（cognate with the universe），是宇宙本质的表现，是人的真相存在于其中的混沌（unyielding circunstance）的表现……
换成我的看法就是，巴别尔是处在佛陀的高度，偶开天眼觑红尘，但看下界的生生死死、恩恩爱爱、打打杀杀，似有悲悯，终却无言，因为他观照一切，洞悉芸芸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
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小说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儿淹没在北方的雾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头脑，属于灵魂，完全是思想的——不是智力，智力是不带热情的思想，博尔赫斯是纯粹的冰冷的智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带有热情的思想，只不过是高寒地带的巨人们的思想，灼然却又凛然，却缺乏行动。之所以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他很像黏液，像泪，而泪是人的雾水。
但是，巴别尔是行动的诗，是血，是生命，是阳光。阳光的东西是指身体的东西。巴别尔对生命的感觉，有着拉伯雷式的“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正如巴赫金所说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阴郁的灵魂世界正好相反，拉伯雷是酣畅淋漓的狂欢化世界，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类丰沛恣肆的“物质—肉体”形象。博尔赫斯在一篇很短的文章中提到巴别尔，说他最喜欢福楼拜、莫泊桑，还有拉伯雷。巴别尔那些打着饱嗝、放着响屁、流着珊瑚红的血的文本，确实也就是拉伯雷“下半身写作”的嫡传。在《骑兵军》中，有数不清的喘息、打呼噜、汗、脓血、骂骂咧咧、揍、挨揍，当然还有吃吃喝喝。“这是一部史诗——我们的吃相。不错——猪肉，鸡肉，鹅肉。”（巴别尔：《日记》，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这还是在哥萨克红军匮乏的前线。到了《敖德萨故事》里，就经常是酒林肉池、胡吃海喝了。那里面的人物，与庞大固埃实在有家族相似：
她坐在长凳上，给自己缝嫁衣。几个孕妇跟她并肩而坐；一堆麻布在她支棱八翘的硕大的双膝上移动；孕妇把各种各样的吃食灌入她们的腹内，一如母牛在牧场上把春天玫瑰红的乳汁灌入它们的乳房。就在这时，她们的丈夫一个个放工回家了。喜好骂架的女人们的丈夫在水龙头下把他们乱蓬蓬的络腮胡子洗净擦干后，将地方让给弯腰曲背的老婆子们。老婆子们在洗衣盆里给胖嘟嘟的小不点儿洗澡，拍打着孙儿白嫩的屁股蛋，然后用她们的旧裙子将他们包裹好。由图利钦来的芭辛卡亲眼目睹了生养我们的富饶的福地莫尔达万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随处可见吃奶的婴儿、晾晒的尿布和以大兵式的不知疲倦的耐力忙着男欢女爱的其味无穷的城郊之夜。（《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