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最差”的农村村民开始的；相反，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实践更多的民主内容。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中，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对他们的选举积极性并没有形成障碍。然而，认为农民素质低却成为一种习惯的看法。在调查中，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第一，党、团员、干部；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学政治、法律的人；第四，农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参见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至于其他现实条件的约束，如经济不够发达，公民法制观念不强，同样也难以站住脚。因为农村的这些条件也只会比大都市更差，不会更好。在稳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任何确证的国内经验证明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同样，在民主实践缺失的情况下，判定民主理念的虚伪性，把民主看成效率的对立面，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与其说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一种舆论长期引导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观念沉淀。
②中间阶层缺乏接受民主理念的利益动机。从利益动机可以解释村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也可以从利益动机来解释中间阶层的政治选举消极。因为中间阶层理性地认识到，这种正式的民主参政渠道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政治话语权。同时，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整体上并不是受剥夺者；相反，他们具有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具有相对分离的特征，民主权利的缺失并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的诉求大多落脚在在基本权利的维护上。而在基本权利领域，中间阶层相对社会基层拥有多种自我保护渠道。
而村民参与选举的直接动机是经济利益，解决的是村庄里财务不公开、经济决策不民主、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这样，相对于村民来讲，中间阶层民主需求的动机被大大弱化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中间阶层感觉利益受到了剥夺，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解决的动机会不断增强，民主需求随之产生。冯涛（18）的解释正好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这种普遍心态。他就认为个人性的解决问题途径很多，不必要通过公共性的民主制度；相反，因为农村基层弱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利益的维护就特别需要这制度性的保障。
中间阶层现在仍然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持续发展这块大蛋糕，经济成就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对民主需求的压力。何京（24）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比较通俗：现在对民主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可以拿这个说事。你即使不能认同我的政治，但是我在经济上还可以，说明我还是有成就的，说明我的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对民主要求的压力就大了。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经济整体发展的利益并没有太多流向他们，甚至许多人在绝对状况上还有恶化倾向，他们具有更多的求变需求。如果能够提供给他们这种民主机制，并承诺能够实现各种诉求，“饥不择食”的他们会很容易接受。当然，这种情况与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并不矛盾。我们不能说热情参加选举的村民跨越了民主理念的启蒙过程，更不能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民主理念。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是被动接受的新鲜事物，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利益诉求同样不会自发地导向民主需求，而且相对于中间阶层更难。
③中间阶层缺乏现实中的民主经验，难以将利益诉求引向民主需求。中间阶层已经习惯了没有民主体验的社会生活。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个很陌生的事物，绝大部分人并没有真切地体验过。根据达尔的判定原则，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一个是参与，一个是竞争。Robert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然而，在当前的民主制度中，这两个元素都从现实中缺位。从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中间阶层对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很难直接否认民主，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反民主的公开观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民主好像是个好东西，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却语焉不详，也没有人经历过。而且，在缺乏现实经验的条件下，中间阶层又接受了舆论引导的作用，这两种现实条件的合力，进一步加强了中间阶层民主需求观念的缺失。
与“因缺乏现实民主经验而否定民主”的效果相反，民主建设本身可以创造对民主的需求。尤军（23）就提出来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的需求可以看成商品的需求，在没有出现这种商品的时候没有需求，而在出现的时候可以刺激需求。他说：很多情况下需求是变化产生的，变化可以创造需求。现在没有这种机制，很多人对它非常冷漠。一旦有了这种民主机制，它就可以创造需求，可以激发出来参与热情。很多人没有热情，是因为他知道这种选举对他没有作用。如果选出的代表能够表达他的声音，他就有了民主需求。民主需求是可以创造的，就像很多商品也是这样，在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需要它，一旦有了，用起来感觉不错，这种需求就建立起来了。三启蒙的迹象与变数
我们能够确信，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对于民主建设和理念持冷淡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中间阶层都持民主冷淡的态度。在上节的讨论中，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的态度总体上并不积极，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许多人认为选举并不是公开和公平的。同时，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很自然地谈起对公平、公开选举的需求。而且，如果他们在身边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困扰，同样可以联想到民主的需求。
卫成（01）和蒋丽（02）都表示，现在的选举形式意义大于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是真正公开公正的选举，他们愿意参加。韩娟（12）对民主的态度比丈夫沈智（11）更积极一些：如果他们（指候选人）在小区里演讲什么的，说给大家办什么事，让大家都了解他，信任他，我认为这样的选举还是有意义的，如果出现在我们小区里面，我愿意参加。在谈到民主这个话题，钱民（13）联系到了自己的单位，认为民主可以对单位领导形成约束，可以健全管理和分配机制：民主还是需要的，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小集团，包括一个小的企业，一个小的部门。没有民主确实很难办的，我们单位就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他的思路有问题，别人的意见他根本不听，因为他有权力。他的妻子孙敏（14）把民主的需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从知情权的角度来看待对民主的需求，认为了解真相是实现社会参与的前提：我觉着（民主需求）很迫切。民主是带有正确导向的东西。你首先要让民众有知情权，是不是？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人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我们的民主权利，总是别人说了算。就是没有一种参与的感觉。我们的意见也不过在底下说说而已，没有人来听。吕英（25）则完全接受了民主的理念。自从参与班上同学（在职研究生）组织的网上论坛，她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在逐渐融入论坛的过程中，兴趣越来越大的她看了一些书籍，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和同学进行讨论了。对于吕英（25）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启蒙过程，没有直接的利益驱动，却从价值观的层次上接受了民主理念。
实际上，许多中间阶层所持的并非纯粹的民主冷淡态度，而是一种自相矛盾、有些混乱的观念。比如，何京（24）对民主持许多负面看法，同时他也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就是民主制约缺失的结果。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间阶层正在处于民主启蒙阶段，所以产生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冲突，所具有的民主观念复杂多变；中间阶层的民主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民主冷淡的态度。我们描述了当前中间阶层的现实状态，并进行了解释；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确信其方向，但确信存在变数，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中间阶层绝不会原地踏步。
在访谈中，何京（24）与吕英（25）由于对民主选举和民主价值存在分歧，他们的这段对话很真实地反映了中间阶层民主观念的复杂。将这段话单独摘编出来，供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何京（24）：“我上网看了最近的‘宝马案’，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无业人员苏秀文驾驶宝马车，将一卖葱农妇撞死，并致多人受伤。此后，围绕肇事者漠视生命、其家庭背景、调查与判决公正性、富人现象等问题首先在网上热烈讨论，随之引起整个社会媒体与舆论的关注，称之为“宝马案”。细节可参考当时的相关媒体报道。不管具体细节怎样，里面确实有些特权在起作用。这种事在法制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觉着中国确实需要民主。但在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如果你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像台湾似的。”
我（25）：“你怎么理解台湾民主的情况？”
何京（24）：“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我觉着咱们现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好，而且也在进步，比如北京的交通，以前都是交管局来管，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
吕英（25）：“交管局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吧？”
何京（24）：“你甭管他管得了、管不了，你逼着它这么做也是进步。所以我觉着民主当然应该搞，如果不搞的话，有些人会乱来。现在的高官为什么腐败的这么多？如果民主监督比较有力的话，这些问题怎么会产生呢？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作者注：没有说下去）
……
我（25）：“你觉着发展民主重要吗？”
何京（24）：“现在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现在的经济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拿这个说事。我觉着这是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我一直强调这是个过程，要相信过程。它（民主）是在不断地演变的，不断地完善，不可能一步就能实现。”第三节社 会 运 动
前面讨论的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常规政治参与。除此之外，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为其他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留下足够的空间。社会运动就是一种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它和常规政治参与不同，具有偶发、组织松散和理性程度不高等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动员的社会运动并不多见。近年来，惟一可以称为社会运动的只有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轰炸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抗议运动，其影响至今挥之不去。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访者者仍然对5年前的这一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在访谈中谈及社会运动这个话题，许多被访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事件。本节以被访者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为线索，探讨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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