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是社会基层的上层建筑。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容纳，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像一架天平，社会是天平的底座，而政治秩序是天平的横梁，横梁是架在社会底座之上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古人所说的“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天平横梁如果不能在底座之上保持平衡，就会失去政治秩序的稳定，引发社会与政治冲突。相对来说，天平的比喻比水/舟的比喻更强调现代社会中政治公平的重要性。天平要保持平衡，除了要具有不断调整横梁两端权重的高超驾驭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横梁自身要放置在底座的一个合适的支点之上。如果支点选择不恰当，则天平平衡的调节会十分艰难。
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具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政治秩序要容纳所有人群的所有诉求，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出力不讨好的，因为这种目标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秩序也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寻找一个支点，使得这个支点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能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实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博弈。
这个支点就是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与最大多数的阶层保持共同利益的联系，最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中间阶层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心，也是最接近这个重心的阶层；作为参照，也使政治秩序更容易建立社会和谐。比如，如果把强势群体（如私营企业家群体）作为执政支点，只会加剧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如果只关注弱势阶层的处境，就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寻求社会和谐中就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只会事倍功半。
中间阶层的这种支点作用与“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并不矛盾，可以将前者看做后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化策略。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党都普遍有“中间化”的趋势，以应对社会结构“中间化”的现实。因为，以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首要目标的各个政党，面临着的一个激烈挑战就是，如何扩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政坛对“第三条道路”的热衷就是对执政党中间化的理论探索。一些政党坚持传统观念，无视现代社会“中间化”的事实，固守日益萎缩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终于导致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地位。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共产党，该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达到100多万，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曾达到39％。但当法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时，它仍然固守工人阶级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的观念，结果致使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萎缩，以至于现在法国共产党只有十几万人，在议会得票率只有5％。在当前，虽然我国中间阶层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加深的处境中，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中间化至少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平衡，与西方政党的中间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代西方社会的这一政治经验应当引起重视。
三体质弹性：容纳中间阶层的参政诉求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骨干地位，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层次，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这些决定了中间阶层的诉求是多元性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甚至，很多时候中间阶层的诉求是抽象的，具有价值倾向。中间阶层普遍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他们的行为常常可以超越个人得失的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积极公民性特征。中间阶层的这些价值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从我们的研究和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诉求。而一旦这种期望无法实现，张力就会积累。即使这种期望张力在外界约束下没有表现为显性的社会冲突，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压力，也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最终为显性的社会冲突酝酿能量。
而且，相对于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政治价值取向的冲突更具有不妥协性。即使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价值取向的，但中间阶层很容易将社会冲突引向政治价值诉求。齐美尔将社会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参与冲突，另外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参与冲突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p 39～40在齐美尔思想的基础上，科塞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冲突的联系。他也认为，“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只是集体或群体的代表，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他们代表的群体的理想而战斗的时候，冲突似乎要比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斗争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科塞分析了社会冲突暴力性、体制僵化与价值冲突的相互关系，提出以下几个命题，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会有所启示：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5页；并参考《科塞关于冲突过程的命题》一文，崔树义摘译自考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8章（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78年修订版），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14页。①冲突越是具体表现为超出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冲突就越激烈。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是统一，其目标就越是共同的和超出个人自我利益的，越具有一种明确的良心，冲突双方感情的卷入就越深，减少了缓解冲突的可能性。相反，群体越是为了其“现实”（客观的）利益而参加冲突，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就越有可能在实现其利益的手段问题上寻求妥协。
②发生冲突的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冲突就越有可能是非现实的，冲突双方寻求妥协的备选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承担冲突和紧张的制度性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
③控制机制越是庞大，冲突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在社会控制严密的体系中，尽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当冲突确实出现时，由于这种体系没有承担或调节冲突关系的任何手段，冲突就会倾向于是暴力性的。
④如果冲突双方的关系越是次级的，具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冲突群体的成员不会投入其全部感情能量，社会结构就越不僵化，因而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以功能方面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体系，很有可能更灵活和更有可能调节冲突，使之不破坏相互依赖关系。
⑤冲突越是围绕价值而发生，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而发生冲突的结构越是僵化，冲突就越容易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一个冲突处境中的感情卷入越多，这种具有就越可能反映对核心价值的认可。只要各群体信奉不同的价值，或者对什么是“好的”和“适当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就很难达成妥协和和解。因为对冲突群体的成员来说，这种价值具有深厚的感情意义。在由强烈的价值认可维系在一起的僵化体系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分析认为，超越制度建设水平的过度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为：滞后于政治参与需求的过度制度僵化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诉求的容纳，是缓和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重要一环。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够通畅。即使曾经存在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也大多属于政治动员的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政治参与。虽然当前所存在的各种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大多实现了制度化，并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口径，创新出更多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在研究中发现，中间阶层对这些政治参与的实质性很大程度上持不信任态度，与其有意或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感到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缺乏参与感已经成为他们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和政治离异的深刻原因，影响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治秩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中间阶层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
另外，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素质，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容纳，还可以加强政治秩序的执政能力，增添政治智慧，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四“安全阀”：容纳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
社会紧张和敌意可以通过有限的、可以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冲突得以释放。齐美尔推崇冲突的正面功能，认为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并使用了“安全阀”这个概念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他认为，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行为和言证的自由表达而防止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p19如莎士比亚笔下约翰王所咏叹的，“没有暴风雨，就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实际上，社会紧张和敌意的缓解不仅可以通过行为上的冲突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替代手段来达到“宣泄”的目的。德国人类学家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这个术语，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紧张气氛提供制度化释放出口的习俗。他举出了放荡仪式这个例子。在这种仪式中，对于通常的性行为规则和尊讳回避规则可以加以违犯，但又不产生破坏性。Heinrich Schurtz, Altersklassen und Maennerbuende， Berlin: G Reimer, 19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坎特所说，这种“排气孔”机制就像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予受到毁灭性的影响。See Alfred Vierkandt, Gesellschaftslehr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齐美尔的“安全阀”思想，认为紧张的释放不一定要通过原始冲突行为，还可以寻找替代手段：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页。积累起来的敌意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很明显，齐美尔只是考虑到了与最初的对立对象的直接冲突，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除冲突以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
如果没有发泄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就会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应。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
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冲突大多是行动的显性形式，但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是更多的处于酝酿不满阶段的社会冲突。不满是形成冲突行动的直接原因，不满同样可以通过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满不致继续积累，防止其在某种合适的契机下转化为社会冲突行动。政治机智（如政治笑话）、戏剧或其他文娱活动都可以为表达对原初敌意源的对立提供类似的替代手段。玛格丽特研究了巴厘人的滑稽戏剧，认为巴厘的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大量的注意力用在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的模仿。这种戏剧讽刺的自由在社会制度关系的紧张点上，所以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可以说，巴厘人的戏剧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并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Balinese Character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II 1942
容纳中间阶层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不满情绪，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中间阶层与社会转型中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一样，会有各种各样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冲突中，基础阶层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接行动；而优势阶层则倾向于直接以行动来解决冲突。相对而言，中间阶层更倾向于首先将不满表达出来，特别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隐晦、机智的。对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参与不仅指政治选举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评论。从本研究和生活体验中可以发现，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间阶层自由表达情绪的“第四媒体”，包括时事议论。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当问到中间阶层更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与利用传统渠道如“向媒体投诉”，“参加政治、公益社团”等方式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在网上参加讨论”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占到33%的比率，高居第一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哪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层：关注社会和言论自由》，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9日版。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议论，在初始时一般总是就事论事；但如果言路受到阻塞，不满情绪反而会激化，将问题全盘化、抽象化和价值化，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这种情绪受到压制，也成为一个冲突的积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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