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
但据作者观察，行业内以及大型机构内关系网运作盛行，而这些行业或机构人事规模相对很小，大约一万至数万人，很适合关系网运作。举凡人事晋升调动、生意合作、举办活动、传媒推广，许多都以关系网的方式运作。还有娱乐圈、传媒界已经形成了山头，产生了垄断人物，新人要出头，都须与之攀关系。譬如北京聚集数十万“北漂”移民，口号是“混在北京”。以娱乐圈为例，歌星影星与媒体、穴头、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聚合成一个圈子，完全依靠关系网和帮派运作，人数在数万之间，属于关系网的实力控制范围。
广州
改革开放前，老广州可分成东城和西关两个区域。
西关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为主；东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员、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主。广州人擅搞关系的多半是老广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关系，多半在老乡之间。新移民的事务辗转相托，最终多半落到老广州手里，因为他们的关系资源最丰富，且有实权。
三城市比较
看大局，三个特大城市都拥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体系，拥有现代社团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从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关系也可生活，尽管质量差一点。现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与之对照，小城里的现代制度无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于私人关系。这三个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征，存在着人数众多的自然群体，他们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赖关系网生存。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三城市有差别，他们尽管受私人关系网的挤压，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无妨。这是与50万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别，后者基本不存在抛却关系网的群体。越少拥有关系网，越被挤向城市的边缘。
深圳
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间迅速窜红的大城市。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兴城市的，人口从数万历经数百万达到千万，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都市。对于研究关系学而言，这样的样本真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渊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时，深圳很有现代社会气息。人们找工作、办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赖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长，深圳毕竟是中国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开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间拉起山头，形成了地缘体系——“东北帮”、“湖北帮”、“湖南帮”、“潮汕帮”、“梅县帮”等等。这些民间地缘势力形成后，开始参与控制城市的组织体系。城市关系网形成后，想在深圳闯荡，光凭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关系资源，否则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大约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后，深圳社会的关系网及运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办事的风气开始兴起。连一些小事，譬如过罗湖海关，都可以开后门。20世纪80年代罗湖一地特点，每逢节假日海关人山人海，排队过关需要几个钟头，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关、边防的熟人直接带到联检大楼二楼，就可以轻轻松松插进排队行列，直接办手续。众目睽睽，那些老实排队的香港同胞们，实在敢怒不敢言。
过去十几年，深圳的关系网从无到有，进而兴盛。这个例子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关系网。关系网作为近代泛江湖化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存在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是江湖习俗沉积的心理结构。
厦门
厦门是一个范例，彰显与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显示了在一张白纸上，关系网如何发育，如何枝繁叶茂。而厦门，原本即是一座海滨小城，关系网早就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前，它就是一个小型关系社会。十几年改革开放，将她从人口仅30余万的传统封闭小城，变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型开放城市。
厦门原本是个很不“正规”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厦门是中国城市中最能搞关系、开后门的城市之一。1979年，厦门只有三路公共汽车，从业人员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车，他上车就开始与司机、售票员聊天，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了，也不买票。下车进电影院，也是只跟检票员打声招呼，扬长而入。你问：“为什么不买票？”他答：“都是同学或相识的，您若买票，他们会笑你！”
这样童话般的经历，在今天厦门很难寻觅。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里还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厦门附近的同安、龙海，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遇着朋友开客车，蹭车也不算奇遇。
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宪政程序，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说，在小城市里，依托权力、利益的关系网，以及相关的惯例制度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城市闯荡，特别是想做点大事，光跑政府部门不懂得搞关系，必然四处碰壁。
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简言之，中国城里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适宜关系网生长环境的居民。
“关系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通过任何公共程序，仅仅通过熟人就可以直达目的。譬如，某地机动车辆年检时，可通过朋友将行驶证拿去盖印，而无需到车管所排队，更无需开车去真检验。结婚婚检，也不需要真体检，拿上表格找熟人盖戳即可。类似例子决不限于车检和体检，而是涵盖所有权力领域和商业领域。关系社会盛行的城市有两套运作系统：一个公共系统（宪政和市场），一个关系网系统。有关系的走后门，没关系的走“前门”。这是数百年历史积聚的传统。不怪谁，这是一种惯例制度，中国人生存博弈的结果。
在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仅城区人口就近1000万，几乎没有听到人敢称其为“关系社会”，尽管上海也有不乏会搞关系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为都中规中矩，遵纪守法，所以关系网未泛滥成“社会”。有些生意人声称，尽管自己不喜欢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欢和上海人做生意，因为他们做事按部就班，讲程序守规矩。俯览上海，不靠程序而靠关系“捣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关系网生态城市，依托关系网生存的市民不低于50%，生活大小事宜一应依赖“关系”，连买一根葱都可以讨便宜。
为什么形成这种差异呢？
背后原因复杂，但是城市生态是关键，而城市生态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关系网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规模当属20万以下，最好不超过50万，一旦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纵然长袖善舞也鞭长莫及。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关系网必须在适当人口生态中发育。
由社区、行业、私交、裙带诸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遍及依赖关系营生的本地人群。由于关系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关系生态圈生长的规模都有限，不可能无限滋长，不可能通达全省全国。在自然条件下，关系的传递呈一种阻尼性衰减，像地上滑出去的石头，越走越慢。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有一个尽头。论规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现代社会的规模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能够达到地球村。而“关系村”，顶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过比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观察、数学估算和推测相互印证，认为50万人口是关系网规模一道上限。亦即，50万人口以下城镇容易被关系网制度征服，50万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关系网统治。
前面我们说过，关系每传递一次，办事成功概率衰减一半。传递三次后，效率低于10%，关系网机器就近乎不能转动。于是，我们就依三次的假设来估算上限。
假设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办事效率为100%，第3人丙替甲办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为（50%）3=12.5%。这个数值已经接近10%，也就是关系机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随着21世纪来临，关系网与现代法治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现代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关系网打通法官、官员，与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双方位置则可能对掉，后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权保护，所以只能求助于城市法律体系。换言之，人们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贯之的利益博弈，并不能理智地确定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还是一个传统的“江湖人”。一句话，人的现代性尚未建构。
不论城市有多大，关系网都不会自动死去，它都会在某一个局部里顽强存在，譬如一个行业、一个街区、一个科层制团体……关系网，是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理念，不会轻易放弃。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现代性变迁，正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但是环顾眼下中小城市，关系网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并未见衰退之势。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中国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还是更加现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国人既不热爱现代化也不热爱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谁让我富裕，我热爱谁。这种心态，决定了对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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