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欠人情是一种勇气，表明你敢承担义务，不怕还不起；敢于欠人情也是一种态度，表明认同对方，愿意与其交往。义务和认同这两条，是搞好私人“关系”的要诀，如果这两条都不拥有，就妄谈讲人情了。人情与关系二位一体，它们是一个大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个大制度就是关系网络的惯例制度，是一种体制外的体制，是一种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间习俗，有人给你恩惠，你须记住人家好处，这叫人情债。欠人情的心态就仿佛欠金银债，若不想被人称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远，就须早日寻求偿还。这一欠一还，一来一去，就叫人情来往。
说到人情，日常生活随处都是例子，送礼、帮忙、借钱、救急、托事、赏脸、开后门、送特权……都是人情制度运作的表征，其中暗含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情是近代中国社会，尤其关系社会运作的轴线。人情是维护关系网运作，并管理“网”民们进行利益交换的不成文制度——从未明文颁布过的“制度”，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靠关系“网”民心口相传，在生活中互动学习。它的表征是感情，它的要害是利益交换。关系网络因交换而得以凝聚，关系秩序因交换而得以维护。假若交换不对等，譬如来而无往，或有来无往，便惹上“不会做人”的坏名声，属于人际关系惯例违规。违规自然要受罚，第一道是舆论非议，第二道是朋友疏远——没人跟你来往。
依社会学交换理论，一切社会形态——从原始部落到发达国家都以社会交换为根基，没有不交换的社会，也没有社会不交换的。交换与社会两个词蕴含同一个精髓，即分工合作。纵观古今中国社会，交换机制可简单分为两个平行系统：一个公众市场经济机制，一个关系网的人情惯例。谈及经验，许多读者对两种交换都不陌生，而一旦涉及理论知识，不光普通读者，就连经济学者对人情知识的储备都很少，对人情惯例控制社会再分配的知识，相当贫乏。譬如，关于经济市场，我们拥有现代经济学，拥有正在实施的民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还知道国家从市场中抽税抵作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运营。反过来，国家可曾从人情交换的礼物和红包中抽过税？哪位经济学家能设计一种税制，对“份子钱”、红包和礼物课税？人情是一种以民俗惯例为依托的利益交换，单笔交易数额少则数元，多则数十万之巨。对于人情运行的内在空间，既无相应理论研究，也无相应法规管理，理性知识受制于经验习俗，行为上被某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谁都不敢越轨犯规。这个无意识代表着一个幽灵，它是贯彻人情规则和维护关系网的压力。这个压力形成一块“无为而治”的社会空间，没有领袖，没有团体，但是有惯例规则。
抚今追昔，人情对中国人生存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近代中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反复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在正式制度转型之际，宪政尚未学会，礼教早已分崩离析。危难之时，惯例挺身而出，人情习俗制度变成民间社会的实质法理基础，以及维系中国社会不至瓦解的纽带。这个人情制度，是由许许多多习俗碎片拼凑而成的。任凭家法、宗法、民法、刑法、宪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终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
私人关系网得以聚集成规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关系网连维持一分钟都困难。全然可以说，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人情是关系之母。
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网的繁荣。大规模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既是组织，必有运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换的制度。仔细辨析每一次关系运作，都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终，以人情着眼，以人情皈依。
换言之，搞关系就等于做人情，关系往来等于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是“酬”、“酢”，即给予和偿还。人情后面是交换，交换后面是利益。人情与金钱，既相通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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